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知情—同意"框架偏向于通过信息主体自治以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路径选择对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构成了严苛的限制,实践中也存在形式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经验逻辑看,"知情—同意"规则需要考虑更为具体的场景;而在具体场景中,对信息主体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引导和促成信息主体的"同意"。因此可以将经济激励作为同意的促成机制,这有助于在不偏离"知情—同意"规则的前提下,为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双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平衡方案。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信息处理者可与信息主体共享数据利用产生的经济收益,由此适当突破"必要性原则",获得超出为信息主体提供服务之目的的数据处理权限。但经济激励机制亦需受到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制,避免被泛化为普遍适用的数据处理后门。在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中,可以考虑引入经济激励制度,构建人格保护与利益激励相结合的"二元机制",在坚持人格保护的原则下,通过经济激励机制有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     

论犯罪理论中的折衷主义

近代刑法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从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到刑事古典学派(旧派),再到刑事实证学派(新派)的发展历程。新、旧两派的争鸣极大地推动了刑法学理论的繁荣,为各国的刑事司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现时刑法理论中折衷主义盛行,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列宁对“取消派”破坏党的统一的错误行为的批判及当代价值

从1908年开始,列宁对“取消派”破坏党的统一的错误行为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围绕促进党的统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具体表现在：批判“取消派”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论,强调必须捍卫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思想基础的统一;批判“取消派”否定党的革命纲领和策略的错误行为,强调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是实现党的统一的根本要求;批判“取消派”否定党的秘密组织的派别独立活动,强调没有统一的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党;批判“取消派”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言行,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实现党的行动一致的保证。列宁的这些主张有效地捍卫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移动学习的M—Test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近几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移动学习应运而生。移动学习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带给人们更加便利、更加积极、更加自主的学习环境。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种移动学习的做题测试系统（M-Test）及其设计与实现。在设计上,阐述了系统模型结构和数据设计,概述了系统的特点。在实现方面,介绍了移动测试流程和移动测试模块的开发与实现,包括开发的软件环境,界面设计以及开发中的主要技术实现。最后,说明了系统当前研究的价值和存在的不足。     

“通知—删除”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的“通知—删除”规则确立了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的救济制裁保障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对“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风险分配不均、权利类型不明晰、权利滥用、电子商务平台角色定位不准确等一系列问题。应当统一以侵权法为基础进行规制,妥善分配风险,加重平台经营者相应法律责任;对知识产权权利类型予以细化,并分别制定适用规则;严格规范“通知权”的认定标准和行使方式。同时,应当强化电商平台经营者公共秩序管理权能,重新审视其社会职责以维护营商环境,而不能视之为纯粹的中间人。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重大问题。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国情的显著特征,“瑷珲—腾冲线”是标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性的“基本国情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直面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不平衡”引发并加剧的“不充分”两大问题。“瑷珲—腾冲线”两侧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倒置与错配,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瓶颈。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根本之道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客观上也具备了延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资源,具备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二波”的潜在条件。集中力量开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应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     

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变,而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变迁的历程与这一历史性转化过程基本契合,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管制主导"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吸纳赋权",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社共治"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研究视...     

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中非安全合作

近年来,非洲大陆热点安全问题爆发烈度和范围有所收缩,但仍面临社会动荡、恐怖主义袭击、族群冲突、粮食供应短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尚待完善等问题。对此,中非在安全合作中,秉持"发展—安全"观,依托特使机制,参加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注重提升非洲自身安全能力建设,创造了安全领域的南南合作新模式,为维护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建设性贡献。     

从应急补水看澜湄合作机制下的跨境水资源合作

水资源合作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五大优先领域之一,也是保护中国水资源开发权利,把握中南半岛地区关系发展主动权,重构水资源合作新格局及实施河海战略的关键一步。2016年3月,在中国牺牲自身利益援助下湄公河国家补水后,仍受到部分国家与国际舆论的诟病。本文从补水事件与国际舆情切入,分析域内外各利益体的意图、行为模式与地区内缺少有效水资源合作机制的现象,并探讨在澜湄合作机制下建立水资源合作机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最后提出中国在建设水资源合作机制过程中,要从理念、内涵、机制、国际合作、舆论宣传与互信建设等方面着手,打造新型水合作复合模式。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