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承办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之分析

律师在承办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时,应当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等法律保护手段,在案件承办前期制定统筹方案,案件承办中期协调不同主管部门配合处理,案件后期推动协商解决案件,避免因旷日持久的讼争对受害企业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实现矛盾的快速有效化解。     

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事实如何生成?——基于事实认知层次的分析

在诉讼活动中,法官对事实问题的认知都因循从案件事实到要件事实再到裁判事实的认知逻辑,合格的事实认定应是理性认知的产物。行政诉讼中的事实认知因涉及权力间关系问题而体现出区别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在案件事实认知阶段,法官以行政案卷为基础,结合法庭调查情况完成对“发生了什么”以及“行政机关如何处理”等案件事实的整体性认知。在要件事实认知阶段,法官按照序位逐一对案件事实作法律归属论证,排查行政行为的违法项。完成合法性审查后,法官结合价值判断,确定裁判意向与裁判事实范围,启动裁判事实认知。根据裁判意向的不同,法官可在行政基础事实、行政行为事实、诉讼合法性要件事实与情形变更事实中选定一项或多项作为裁判事实,并结合证据完成事理融贯的事实认定。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中国法体系语境下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违法与犯罪二元化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行政机关与刑事诉讼机关职权的交叉重叠,而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实体法中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及刑罚权对行政管理权(狭义)的保障关系。据此,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行政处罚行为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二是以行政管理行为(狭义)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刑事先行,先刑后行"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行政先行,刑事后理"的规则。     

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研究——以德国附带诉讼制度为参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应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参诉问题。     

备受煎熬的刑事辩护 一起死刑案件代理纪实

一说实话,将一个花样年华的女模特骗人租住的房间,抢劫60多万元后杀人灭口,最残忍的是又将尸体肢解,掩埋于郊外树林里。直觉告诉我,如此恶性案件的辩护很可能是走走过场而已。委托人是被告人何某的哥哥,远远地从新疆石河子飞来北京,面色疲惫掺着无奈,"柴律师您就尽力办吧!"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尽管被害人也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但法律赋予被害人的权利并不完整.并且从我们司法实践的操作来看,被害人在整个案件的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这致使被害人经常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其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本文将从我国刑事法律体制中被害人的地位和现状谈起,并对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上诉权及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等方面制度的构建进行了思考,建议在我国尝试强化被害人陈述对案件的影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完善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     

当前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企业破产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规范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规范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运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工作中牢牢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认真贯彻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努力解决破产案件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审慎化解矛盾     

如何建立疑难复杂案件论证协调机制

保障和提高案件质量是审理工作的核心命题。破解疑难复杂案件,使其得以准确定性处理,是这一命题的应有之义。当前,违纪违法案件出现一些新特点,首先是新类型案件增多,给案件的定性带来一定的难度。社会经济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法纪条规不明确、界限     

提高案审质量应从制度建设入手

审理助辩制度,是纪检监察机关依据党纪法规中的有关规定,在审理党纪政纪案件过程中借鉴司法实践中的律师辩护制度,引入助辩人,形成允许犯错误党员干部委托助辩人参与案件审理和进行辩护的制度性安排。它是纪检监察案件公开审理中保障被调查人辩护权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控辩"双方力量均衡的根本保证。     

举目千里 踏实跬步 访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院长王昭权

王昭权,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院长,曾先后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优秀领导干部、全市政法系统十佳领导干部、全省法院信访工作先进个人、全省政法系统先进个人、全省政法战线政法领导干部标兵、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