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历史公案真相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     

以直觉解读中国文化——梁漱溟早期的文化观

文章围绕梁漱溟用直觉主义观点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主题展开分析和评论,指出梁漱溟的直觉思想源自唯识学和柏格森的哲学,其独特之处是用"直觉"解读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这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梁漱溟用直觉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中庸、调和等形而上学问题,用直觉解释儒家的"仁"等伦理道德问题,把直觉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但梁漱溟对直觉概念的模糊说明以及他在某些方面前后自相矛盾的叙述,增加了对其直觉思想的清晰理解的困难,这些问题有待后学进一步研究和鉴别。     

为什么新儒家需要一个文化-历史哲学--以梁漱溟为案例

现代新儒家不仅深入诠释了传统儒学的心性智慧,而且做了传统儒学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构造系统的文化-历史哲学。现有研究对这种理论努力的特性缺乏仔细解释。对于儒家传统来说,高明的心性智慧与实际中国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近代中国形势赋予这个问题以新的严重性。对梁漱溟的分析,显示这个问题的压力如何促使他构想关于中国文化与人类历史的哲学,从而表明理解这个问题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格局。     

拼命做自己

<正>你们中的大多数将走进社会、融入江湖,开始你们真正的人生,开始你们自己的莫迪利尼生命周期。此后,你们将不断积累财富一直到像我这个年纪。所以我和你们实际上是站在生命周期的两个关键点。当你们走进社会发现现实与书本的差距时,当你们发现你们进入了一个动物庄园时,你们也许会抱怨老师没有教给你一个真实的社会。我17岁进入社会,就犯了无数的错误,其中有些是致命的。当我大难不死之后,我常常想为什么老师们、家长们或者是     

梁漱溟情意教育思想探微

梁漱溟站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来思考中国问题,想通过自身知识、文化传统的创新与改造和兼容西方文明来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他对东西文化的认识,还是他对东西教育的看法,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因此可以说梁漱溟的情意教育思想是他东西文化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情意教育思想的来源、情意教育的内容、情意教育的实质三方面来探析梁漱溟的情意教育思想。     

教育:梁漱溟乡村建设之途径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认为"乡村建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而教育则是进行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梁漱溟先生的教育是个人与社会结合的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为一体的教育,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的教育,是"政教合一"的教育.梁漱溟先生试图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平和的教育,来达到改造乡村,进而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     

中国人的怀乡病

皮村是北京郊区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村落。当2012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时,皮村的外来打工者们办了一场自己的春节晚会,因为崔永元跑去主持捧场,而引起很多人关注。当年轻的打工妹在简陋的舞台上,放声歌唱这里不是我的家乡,这里夏天没有闪烁的荧光,这里秋天没有金黄的稻香时,欢笑和泪水同时涌上了台下那些打工者的脸庞。     

建国大业:梁漱溟在1949

在梁漱溟看来,武力的胜利并不意味有能力掌握武力的政治主体相应形成。而政治主体阙如,必继之以武力的蜕化与新的割据。这就是梁对1949年的建国内心波澜不起的原因。但随后,他却看到不仅强有力的政治主体已经形成且扎根极深,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和人心麻木陷溺的情况也大有变化。     

论梁漱溟的政党观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就提出要实行多党合作的制度,并与中共领导人多次提起。尤其是在乡村建设因日本入侵被迫停止后,梁漱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国民参政会,并去延安会晤中共领袖毛泽东。同时,经巡历视察前线发现国共两党摩擦日益严重,有感于抗战建国的现实危机,便邀约第三方面发起成立了民盟,团结第三方面力量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其政治主张,阐释其政党观念,即结束独裁,各党派共同合作成立党派综合体,一中有多,多上有一,共商国是、共定国策,使政权与治权截然分开,完成政党政治的顶层设计,以图实现建国重任。就理论而言,梁漱溟对中国政党理论的理解过于理想化;就现实而言,梁漱溟一生政党政治的实践多数尽归失败,但并不足以否认其一生对中国政党理论与政党政治独立思考之价值与意义。     

梁漱溟与毛泽东“唱反调”

梁漱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成了名满天下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号称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人同庚,那时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小职员,他们初识于1918年,在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