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理论研究与分析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争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核心。因此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正确认识，就决定了对现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法律性质的认识和把握。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认识一直争论不休，有主张是用益物权者，有持债权说者，还有人认为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上是永佃权。具体主要有以下几种争议：     

论公告催债、权利滥用与法益衡量

银行对欠贷学生实行公告催债,其目的有二:一是失信惩戒,二是债务催收;然而以权利法定主义与救济法定主义观之,银行公告催债构成了权利滥用。如何在重建信用社会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进行权衡,个人征信制度将是一种制度化方式的尝试。     

秘密窃回被国家机关扣押的本人财物的性质认定

行为人采用秘密窃取手段将被国家机关扣押的本人财物取回的行为,侵犯了盗窃罪的法益,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并使得国家机关遭受了财产损失,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当财物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时,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特定情况下也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论处"的原则,应当以盗窃罪定罪量刑。当财物处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时,则只构成盗窃罪,而不构成其他两罪。     

重申量能课税的制度价值

通说认为,量能课税无法拘束流转税法建制,不能指引税收执法,还忽略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间的联系。但其实,流转税法制度设计必须把握并有效回应蕴含在负税人消费行为中的税负能力,究其根源仍然是在量能课税;执法环节,识别应税事实的过程正是在衡量税负能力;又因为税负能力的形成本就离不开财政支出的贡献,是故量能课税的过程已对财政支出的因素有所考虑。量能课税的完整意涵包含纵横两个向度,将其与量益课税并称并不适当。量能课税较之量益课税具有多方面优势,而且在私人需求和公共需求、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日益分立的语境下,量能课税的正当性更为充分。逻辑上,获益仅为税负能力的来源之一,且其不必定形为税负能力,量能课税已充分吸纳量益课税的有益成分并作了必要转化,应成为税收公平的统一要求。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论刑法的干预边界

规范刑法的干预边界有进一步强化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然而当刑法干预的边界超过一定的范围则有可能变成恶法。因此,确定刑法的干预边界时要充分运用法益保护原则或伤害原则,在此基础上尊重自我决定权,衡量刑法的现实操作及刑罚的不替代性。而对于刑、民的边界问题,主要衡量行为的危害程度。至于行政法中与刑法竞合的部分,除了考虑行为的危害大小,更要考验法律适用者的能力。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本质及实现路径研究

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包括社会公平、改善民生、减少贫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层次的深刻内涵,对于一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要求,分析指出我国目前主要存在的"排斥性增长"现象,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及建议如下:一是创造公平发展机会,实现经济的平稳式增长;二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经济的共享式增长;三是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实现经济的益贫式增长;四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纯粹法益保护论的不足——以刑法伦理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法定刑的立法在司法实践层面缺乏支撑，纯粹法益保护理论不能为此次修法中不改变罪状便大幅提高法定刑的立法提供理论支持。为弥补理论不足，刑事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还应当考虑到刑法伦理。刑法伦理是凝结在法律中的大众法感情，其要求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注意到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而形成不同的立法态度、罪状描述模式等；要求司法者在进行司法活动特别是裁判活动时注意刑法伦理性与刑罚伦理性，保证罪刑相适应。     

重婚罪相关问题探讨

本文首先对认定重婚行为的前提事实婚姻和法定婚姻的进行了界定,而后从重婚罪自身的特征出发,分析了重婚罪侵害法益的实质,提出了认定重婚罪的四种行为方式,最后在追究重婚罪程序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之实践样态与规范内涵——基于对近十年相关司法判决的实证分析

司法实践中,在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入罪上,有将组织3人以上作为入罪标准之趋势;在量刑时对组织乞讨的持续时间、违法所得数额未予以重视;对赃物处理有侵犯被害人基本权利之嫌。事实上,该罪的保护法益不仅包括人格尊严和荣誉等身心健康权,也包括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由此,今后的司法实践在入罪上不应再有组织人数之限;在量刑上应考虑组织乞讨的持续时间、违法所得数额;对于强迫乞讨所得,应退还给相应被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