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最大程度确定”规则（待续）

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赔偿标准难以把握，计算方式不够科学，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的问题，笔者结合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具体特点，依据法律确定的基本赔偿原则，设计了厘定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的“最大程度确定”规则，以使侵权赔偿数额的产生更科学、更合理、更确定、更透明。这种“最大程度确定”规则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1）因素拆分；（2）量化原则。（3）计算方法；（4）结果复核。其核心在于：通过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涉及的所有因素的拆分，由法官引导当事人量化具体因素，或法官依职权主动查明相关因素，应用一定的计算、推导、演绎方法，并通过相对确定的科学的计算公式，“最大程度确定”地计算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数字

7.0%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平稳开局,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0667亿元,同比增长7.0%。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6087元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87元,同比实际增长8.1%。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72元,同比实际增长7.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79元,同比实际增长8.9%。     

宗连贵案:开启制假售假犯罪重罚金时代

对制假售假者处以严苛的财产刑,使企业在权衡成本与收益时,不仅不敢制假售假,而且不愿制假售假,宗连贵案的判决预示了低违法成本时代的结束宗连贵、黄立安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入选2014民企企业家犯罪十大案例,本案所涉犯罪数额之高、危害之深、影响之广、判处的罚金之高,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实属罕见。同时,这也是一起利用刑事手段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本案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市场环境的净化,均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张家盟受贿案

被告人张家盟,男,1956年8月8日出生,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原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浙江省舟山市副市长兼舟山市交通委员会主任、舟山市市长,中共浙江省舟山市委书记。2011年2月28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逮捕。被告人张家盟受贿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     

罚金刑适用疑难问题探析

只有当犯罪分子行为时的经济情况能够作为犯罪情节之一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其对罚金数额的影响。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罚金刑,更有利于发挥刑罚的价值,但应尽可能地在罚金数额上予以减免。司法实践中虽然存在着不少"先缴后判"的做法,但该做法并不正当,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甚至也缺乏司法解释的肯定。     

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后对相对不起诉的行为能否追诉

案情简介2005年3月,检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查明某国有公司副总经理江某于2002年4月间,采用虚报冒领手段贪污公款7000元。鉴于其贪污犯罪数额不大,情节较轻微,且犯罪后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赃,遂决定对其相对不起诉。2006年1月,检察机关在侦查该公司总经理丁     

犯罪数额规定方式的问题与完善

犯罪数额规定方式的科学与否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数目型的犯罪数额规定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当下存在诸多弊端,以致司法适用严重偏离法定标准.司法的偏差应于立法上矫正.以社会危害性的时间、空间、文化相对性为设定根据,借鉴饿罗斯联邦刑法典和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经验,将犯罪数额规定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百分比,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民族自治地方独立适用),每年的1月1日由国家和各省统计局公布具体的数据.     

非财产性利益型受贿行为犯罪化初探

对于非财产性利益型受贿行为,现行刑法并没有加以规制,致使相关的腐败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因此有必要将其犯罪化。对此,应转变传统的唯数额论的做法,建立数额与其他情节相结合的二元量刑模式。     

盗窃罪中数额要素的作用新探——从规范层面分析

盗窃罪中的数额因素决定着盗窃罪成立与否，同时对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也有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盗窃案件中，数额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分析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不但要考察盗窃行为本身的既遂与否，还要考察盗窃的数额是否达到法定要求。在认定盗窃罪的成立及形态时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在坚持结果无价值的立场上评价认识错误情形下的盗窃行为。     

真心服务不等于一味迎合

党刊编辑部:前不久西夏区的一位外来务工人员,因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没能和损害他利益的企业达成一致处理意见,于是申请了法律援助。西夏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承担此案法律援助任务。依照法律规定我为其计算了他应得到的赔偿数额时,这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