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分子作案手段升级：“律师函”催缴“欠款”

近期,一些诈骗分子作案手段推出新花样．竟然炮制出所谓的“律师函”,冒充银行委托的律师催缴信用卡欠款进行诈骗。1月10日,山东省平邑县警方就接到这样一起报案。幸运的是,报案人沉着冷静,理智应对,最终避免了1．2万余元的损失。     

纯正数额犯刑事责任承担中的特殊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作为数额犯的特殊类型,纯正数额犯中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某种犯罪以及属于该罪的哪一停止形态,应当坚持先既遂,后未遂的评价路径,并坚持既遂和未遂非此即彼的原则。对于纯正数额犯定罪意义上的犯罪总体数额外的数额,则需要在确定定罪意义上的犯罪总体数额及既选犯罪形态后,根据犯罪总体数额之外的涉案数额的大小等具体情况,在犯罪总体数额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以内酌情从重适用法定刑。     

论数额犯的未遂形态

我国刑法分则罪状是以一人犯罪既遂模式加以规定的。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以及《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散碎银两”砸倒政协主席

江苏省海安县原政协主席陈友龙,受贿244笔,平均每笔不足6000元。他以为每次受贿数额小就能逃避惩罚,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房产交易中受贿数额如何认定？

基本案情2010年3月,某市规划局主任张某利用职务之便,与某房产公司董事长周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30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该公司开发的面积为150平方米的商品房一套。张某没有实际支付房款。当时,该商品房市场价格为5000元／平方米。     

蚁贪:多发又常被忽视的腐败

有这样一种腐败类型——主人公大都是处于权力末端的小人物,职务不算高,权力不算大,但是他们凭借手中的小小的权力,在几个月、三五年甚至十余年的时间里,几十次甚至成百上千次持续地贪污受贿,我们称之为蚁贪,即蚂蚁搬家式腐败。这是一种庸常的罪恶。一方面,身处其中的贪官对这种零打碎敲的贪腐不以为耻,甚至暗中攀比,官场文化因此被扭     

交易型受贿犯罪认定探析

近年,各种交易型受贿方式不断出现,并呈增长之势。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第1条规定了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     

选择性罪名的数额认定研究

我国司法解释确定的选择性罪名是一种形式选择性罪名。未有严密的选择性罪名构成的正当化根据而仍"恪守"一罪一刑原理不并罚,必然与罪数理论相冲突。在既有立法技术下,无选择性要素的罪名不是选择性罪名,真正选择性罪名在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下可作一罪处理,不真正选择性罪名应数罪并罚。就真正选择性罪名,根据对象及行为的异同,以罪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确定数额是否累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量要素初探——以罪名限缩适用为视角

定量要素是指刑法规定中反映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损害的量的要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经济犯罪的典型罪名,其社会危害性必须达到一定量的程度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本罪的定量要素包括犯罪数额、犯罪数量、犯罪行为特征等。行为构成犯罪需同时满足法律规定的数额条件和对象数量条件;集资行为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但可作为量刑因素予以考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利诱性、社会性必须进行程度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定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     

“二维码”里有陷阱

正此案系安徽省第一例支付宝账户被盗案件。公安机关在侦办此案的过程中,发现安徽省及其他地区相继呈井喷式地爆发同类案件2013年9月3日上午8点左右,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急冲冲地跑到宣城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报警,称其支付宝账户内被人盗取了4万余元。他叫刘乐天。公安机关迅速展开侦查,这起网络盗窃案件,原来是3个90后青年所为。2014年8月29日,这起安徽省第一例支付宝账户被盗案件在宣城市宣州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