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租车诈骗——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租车诈骗是随着社会生活中租车服务盛行而产生的一种合同诈骗形式。近年来租车诈骗也呈现出多发的趋势,且案情行行色色,不尽相同。给案件审查中被害人的确定、犯罪数额的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判断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主要是通过一则案例,综合分析了该案的定性及被害人的界定、涉案数额的具体认定及民法意义上的合同欺诈行为与刑法意义合同诈骗罪的关系。     

罚款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完善建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改为视角

法律中关于罚款数额的确定有定额罚款、倍比罚款、定额罚款与倍比罚款相结合三种方式。本文分析了设计不合理的行政处罚的罚款数额:有违法所得的行为比没有的罚款要轻、用违法所得做倍比罚款标准难以认定数额、罚款跨度太大、罚款标准太低、个别罚款额度偏高、罚款只有上限没有下限、定额罚款与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当等问题。提出了如何使定额罚款与倍比罚款有顺衔接、用货值金额取代违法所得作为基准计算罚款数额、罚款幅度控制在十倍之内、根据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为人的承受能力设定处罚标准、只有罚款数额较小时才可不设下限、如何使罚款数额与违法行为轻重相适应的建议。     

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困惑与解释思路——以刑法分则中“数额”与“情节”的关系梳理为背景

非法持有毒品罪中三个量刑幅度之间的关系解读,影响着"情节严重"的解释角度,影响着"3年以上7年以下量刑幅度"是被虚置架空还是可以实际运用。以刑法分则中"数额"与"情节"的关系梳理为背景,思索非法持有毒品罪中"情节严重"的解释基础,思索三个量刑幅度之间的应有逻辑关系,以此建立"情节严重"的解释标准和给出"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是解决关于"情节严重"这一司法争议问题的核心和根本。     

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对反腐败的影响及其对策

正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是指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的倾向。这一问题不仅是法律界的热点,更是检察机关的监督难点。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查办、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空前加大,但职务犯罪处罚却出现了轻刑化的倾向,这显然无助于促进反腐倡廉建设。因此,解决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问题,既是司法工作的需要,也是民众的期待。一、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的实证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2年全国检察     

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以检察机关职能履行为视角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保障公民精神利益的重要手段和必要工具,其核心在于界定精神损害的程度和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运用法律不当、审查证据存在疏忽等多方面问题,从而引发冤假错案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国家赔偿或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含义以及产生、发展进行简要的介绍,明确界定精神损害。第二部分说明国家侵权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确定影响因素和具体的计算方法,第三部分指明我国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进而提出更好建议和解决措施。     

穿透迷雾 金融反腐攻坚战

1月29日上午,金融巨贪赖小民依法被执行死刑。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贿数额最大的职务犯罪案,带来的震撼力充分表明贪腐没有免死牌。而赖小民案揭示出的金融领域腐败也再次刷新公众认知。令人咋舌的涉案金额、隐蔽复杂的腐败手段、金融腐败与问题乱象相互交织,注定深化金融反腐将是一场持久的攻坚战。     

扒窃入刑问题刍议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规定为盗窃罪的一种行为方式,不再附加数额较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扒窃未得手的,在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目标或者具有严重情节时可以认定为盗窃未遂而定罪处罚。当对象为数额较大甚至较小的财物时,扒窃未遂的认定不能拘泥于数额的限制,应该结合其他犯罪情节综合予以认定,不排除刑法"但书"条款的适用。     

事实因果关系不明侵权中比例因果关系的确定

事实因果关系不明的侵权,意味着被告行为是否是原告特定损害的事实上原因,无法得到符合标准要求的证明,因此具体因果关系的认定非常困难。比例因果关系用以确定致害因素与特定损害结果之间的可能性联系及其比值,具有推定性和评价性特点,是解决这类侵权责任承担问题的技术工具和关键因素。比例因果关系的确定需经过一般因果关系的确定和与个案具体情况的比对这两个步骤,其"比例"数额的确定是在综合考虑各种事实因素和酌定因素的基础上,参考有关数据进行的综合评价,用于恰当分配被告的责任。比例因果关系是法律思维从确定化向灵活性转变的产物,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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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01沪首例防疫物资诈骗案宣判3月3日,上海首例防疫物资诈骗案由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审理。2020年1月,被害人鲁某发布朋友圈求购口罩,颜某通过微信联系,谎称自己有口罩货源,骗取鲁某定金。法庭认定,颜某假借销售防疫用品诈骗他人钱财,既遂金额达17万余元,属数额巨大,未遂金额达140余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对颜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