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犯罪数额规定研究

一、犯罪数额的含义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许多经济犯罪都有犯罪数额的规定,有的条文规定只有达到某一具体数额才构成犯罪,如第382条、第383条的贪污罪、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而绝大多数条文没有规定具体数额,只是概括规定以数额较大作为构成该罪的要件之一,如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第193     

“多次盗窃“若干问题初探

认定盗窃罪有两种标准 ,一是数额标准 ,二是次数标准。我国刑法已明确将“多次盗窃”列为盗窃犯罪的一种形式 ,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多次盗窃”的界定欠合理 ,实践中难以据此强化对盗窃公私财物行为的打击。     

许宗衡受贿案

被告人许宗衡,男,1955年7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原系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市长,曾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常务副市长。2010年8月12日,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被告人许宗衡受贿一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8月3日立案侦查。2011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经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交由河南省郑...     

基于盗窃罪的司法量刑改革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社会案件及其司法裁决折射出了我国司法量刑改革之困境。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将量化方法引入量刑机制以限定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种量化方式与我国目前以衔接式为主的唯数额论定罪量刑模式不相协调,这导致诸多特定案件无法实现个别化正义,量刑结果与社会公正情感相背离。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刑事立法中改变唯数额论的量刑模式,提倡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立法定罪模式。在刑事司法中,打破以数额为主的量刑方式,降低数额在量刑中的作用,加强量刑中对犯罪情节的考量,在相对灵活的量刑机制内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法律正义。     

论计算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

犯罪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成本指国家和社会因惩罚和预防犯罪而付出的成本以及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狭义的犯罪成本仅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而盗窃罪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已经或可能遭受财产损害为必要,但对犯罪人盗窃财物的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财物的情形,对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害该如何理解呢?认定犯罪人的盗窃数额时是否应当扣除犯罪人投入的犯罪成本呢?这是中外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认定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的问题。     

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2010年4月29日,新《国家赔偿法》获得通过,赔偿数额和赔偿标准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赔偿数额少、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等弊病。对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赔偿标准进行分析,指出其缺陷,提出在我国建立惩罚性赔偿标准的可行性,希望对今后的立法和司法提供思路。     

遗产酌分请求权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遗产酌分请求权属于债权,其效力应当优先于法定继承权。在进行遗产酌分时应考虑被扶养人和扶养人的情况、被继承人的意思、继承人的基本情况以及遗产数额的多少。     

贯彻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要有新载体新突破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有了新变化,其违法犯罪初犯年龄有所降低,小年龄违法犯罪增多,未成年人涉足较为严重犯罪时有所闻,例如,盗窃所涉及的犯罪数额越来越大,抢劫、强奸等犯罪手段更加疯狂,贩毒案件和团伙作案增加较快等等,未成年人犯罪再次引起社会的震惊和不安。一段时期以来,社会各界在强烈呼吁要加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力度的同时,有关修改刑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年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更加严厉刑罚等的呼声也再次高涨。     

年轻人的腐败——26岁现象

在近三年时间里,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查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19人,他们中犯罪的最高数额达7100万元……面对一串沉重的数字,我们不能不感到震惊——30岁以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因其犯罪平均年龄约26岁,我们称之为“26岁现象”)已超过受人关注的“59岁现象”、“39岁现象”,凸现在我们面前,且犯罪特征明显,危害很大。     

从法官到阶下囚的嬗变

这是一个令人沉思的典型案例。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并且作为一名执法者的他,竟公然亵渎法律,执法犯法。为帮他人索要欠款．他两次伪造法律文书,非法拘禁人质。他还多次挪用案件执行款达69．35万元。他叫周文广,年仅36岁,法学研究生,原河南省沈丘县法院执行庭副庭长。原本拥有似锦前程的他。犯伪造公文罪、非法拘禁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从此沦为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