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金数额司法调整的适用问题

违约金可分为惩罚性违约金和补偿性违约金,不同性质的违约金功能各异,适用的法律效果也不同。对违约金约定数额的调整,应以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遵循公平和诚信原则,一般应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但是,在特殊情形下,法院亦可依职权主动调整。在调整规则上,还应适用可预见性、减轻损害、损益相抵等限制性规则,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当事人实际履行能力等因素综合予以考量,从而做出符合公平正义的裁判。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入罪标准的实证研究

恶意透支数额的起算点在实践中并不统一，司法机关与银行对数额的计算方式也不同，如何理解经催收“仍不归还”也存在不同认识，这些问题导致此类案件的入罪标准在实践中并不统一。建议有权机关对上述问题做出统一规定，并与公安机关就证据规范问题、与银行就计算问题，进行协调，以提高诉讼效率。     

侵犯著作权犯罪非法经营数额以及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

【裁判要旨】在侵犯著作权案中,不管是已销售情形还是未销售情形,非法经营数额的内涵应是不变的。既然已销售情形,非法经营数额是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即全部违法收入;那么未销售情形,非法经营数额即是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侵犯著作权罪不以造成被侵权人损害     

论计算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

犯罪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成本指国家和社会因惩罚和预防犯罪而付出的成本以及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狭义的犯罪成本仅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而盗窃罪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已经或可能遭受财产损害为必要,但对犯罪人盗窃财物的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财物的情形,对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害该如何理解呢?认定犯罪人的盗窃数额时是否应当扣除犯罪人投入的犯罪成本呢?这是中外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认定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的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标准应更低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发布。根据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将被立案追诉。     

基于盗窃罪的司法量刑改革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社会案件及其司法裁决折射出了我国司法量刑改革之困境。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将量化方法引入量刑机制以限定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种量化方式与我国目前以衔接式为主的"唯数额论"定罪量刑模式不相协调,这导致诸多特定案件无法实现个别化正义,量刑结果与社会公正情感相背离。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刑事立法中改变"唯数额论"的量刑模式,提倡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立法定罪模式。在刑事司法中,打破以数额为主的量刑方式,降低数额在量刑中的作用,加强量刑中对犯罪情节的考量,在相对灵活的量刑机制内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法律正义。     

许宗衡受贿案

被告人许宗衡,男,1955年7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原系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市长,曾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常务副市长。2010年8月12日,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被告人许宗衡受贿一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8月3日立案侦查。2011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经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交由河南省郑...     

民事活动要遵循公平原则

农民工谢杰因工受伤，委托包工头老景替其协商工伤赔偿事宜并约定给予老景一定报酬。谢杰与老景签订协议书，约定若施工方赔偿数额不足22万元，由老景补齐；若超过22万元，超过部分归老景所有。后谢杰囚工伤实际获赔50万元并给付了老景28万元。     

美国联邦政府监管中的行政罚款制度研究

行政罚款是美国联邦政府监管机构日益频繁使用的执法手段。行政罚款主要适用于与政府监管或者税收征收相关的违法行为，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属于行政犯而非自然犯，并且其适用能够实现预防或者救济的功能。在联邦立法中设置行政罚款条款时往往注重与其他执法工具的组合，突出其弹性灵活的优点，使其成为刑罚、吊销许可证等制裁方式的重要补充。在罚款金额的确定上，美国联邦法律和行政规则往往明确规定执法机关确定罚款金额的公式和调整系数。行政机关在评估确定罚款金额时，往往同时考虑违法收益和违法程度，以求实现最佳的威慑效果。为了确保行政罚款的有效、高效和公正性，法律在实施程序方面提供了两种主要模式选择，一种是赋予行政机关对行政罚款和解进行评估并作出妥协的权力，但要求有更高水平的行政程序保障；一种则将实质性的权力赋予司法机关，但是强调行政程序的灵活和效率。如果相对人没有依照监管机构的罚款决定或者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交纳行政罚款时，联邦地区法院负责强制执行罚款的决定或者和解协议，法律同时规定了可以按日加收罚款或者提供禁令救济。行政罚款资金一般上缴国库，但是为了奖励举报人或者救济受害人的目的，法律作出特殊安排。     

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2010年4月29日,新《国家赔偿法》获得通过,赔偿数额和赔偿标准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赔偿数额少、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等弊病。对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赔偿标准进行分析,指出其缺陷,提出在我国建立惩罚性赔偿标准的可行性,希望对今后的立法和司法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