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以来的美欧数字基建合作：特征、动因与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计划形成数字基建合作的全新态势,呈现以西方价值观渗透数字基建规则、以“印太”为重点区域、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和机制化的鲜明特点,针对中国的指向强烈。美欧开展数字基建合作有抓住数字治理领域有利条件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双方希望加强对华竞争和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谋划结果。展望未来,美欧数字基建合作对跨大西洋同盟、国际数字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美欧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博弈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欧自身能力与各方意愿的限制。中国应充分把握美欧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逻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从联大决议看安理会改革中的否决权问题——以联大第76/262号决议为例

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否决权机制自确立至今,已持续运转70余年,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国际社会要求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的呼声长期存在,其中否决权机制常被列为改革的首要问题。近期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具有的“一票否决权”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22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规定一旦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将自动触发联大召开会议的机制。尽管决议并未从实质上阻止五常对否决权的行使,但新增的联大辩论程序将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时所面临的外部约束和国际道义压力。在中美竞争加剧和俄美欧关系紧张的当下,联大第76/262号决议会对五常分别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连带债务发生明定主义之反思

基于对连带债务会给债务人带来过于严苛之法律后果的担忧,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对连带债务的发生持明定主义立场。但明定主义的立论基于对连带债务之成立要件与法律后果的认识偏差,而其所强调之两端,即连带债务的发生要么基于当事人明确之意思表示、要么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已出现不能适应现实生活之困境。对于依法律行为发生连带债务,比较法上多突破意思表示明确性之束缚,我国司法实践亦有表现;对于依法律规定成立连带债务,比较法上多引入不真正连带债务或类似制度缓解成文法规范供给不足之困境,我国司法实践近年来也较多借鉴此制度。但以不真正连带债务应对成文法之固有局限,存在较大缺陷。鉴此,有必要对民法典第518条第2款作目的性限缩,并充分发挥该条第1款第2分句辅助性规范之功能,以连带债务之成立要件作为判断是否成立连带债务之基础。     

西式民主制度的再分配危机——经济不平等的制度分析

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认为,多数决策的民主制度倾向于实行那种促进社会财富从上层向中下层转移的再分配政策,从而有助于缓解社会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状况。然而,大量的经验数据表明,近年来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挑战,这客观上质疑了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从制度层面重新检视西式民主制度的再分配危机,揭示西式民主制度下阶级投票式微所反映的代表性困境,反思经济不平等的民主解决机制的内在局限,对于我们理解复杂的民主制度与再分配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危机学习、注意力分配与政策爆发：基于健康码的实证研究

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的形成过程和发生机理仍有待揭示。本研究借鉴流行病暴发“三位一体”理论模型,构建危机响应政策爆发式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全国省级健康码政策的扩散过程、趋势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揭示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的过程及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注意力分配在危机学习和政策扩散互动关系中发挥作用,有效提升了政策扩散的速度。危机学习、注意力分配和政策扩散的互动不仅为解释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还丰富了注意力分配和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谱系,对危机情境下不同类型政策爆发的理论解释提供有益参考。     

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对地域性社会团结的再认识——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分析

基层治理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域性社会团结既是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地域性社会团结主要包括文化性团结、生产性团结和治理性团结这三种理想类型,其中,文化性团结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色彩,也更适应基层的简约治理;生产性团结整合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是法团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治理性团结则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主导的社会团结,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前提。不同类型的地域性社会团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基层治理模式导致了基层在危机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充分认识治理模式与社会基础的适配性问题,对于应对常态化治理向危机治理转化时产生的“治理滞距”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风险分配工具的“私法之债的行政担保”

“私法之债的行政担保”是指相对人依法提供的,用于担保对第三人所负违约、侵权、无过错责任,或用于垫付风险应急费用的担保,特点包括：以三方法律关系为基础,担保“私法之债”,担保“未来之债”,以及具有强制性。借助该种担保,公权力介入私法关系,在相对人和第三人间进行风险分配,从而保护弱势第三人,提高社会总体风险抵御能力。该种担保会限制公民意思自治、减损公民权益,故设定时应遵行民法的物权法定原则和公法的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实施则应避免流质、流押,规范管理担保财产。“私法之债的行政担保”具有侵益性过强、风险预防效果欠佳等固有弊端,可通过引入保险机制实现优化。     

隐性啃老的中年危机：夹心世代的代际互惠与青年自觉

初职、初婚和初育作为生命周期三个最重要关键节点,是青年独立和自觉意识的启蒙窗口,不工作、不结婚、不育儿多由显性或隐性啃老作为支撑。啃老引发代际互惠失衡,正在腐蚀家庭认同基础、异化婚育文化,助长“间隔年”逆社会时钟思潮。隐性啃老能够部分缓解夹心世代的中年危机,但同时又构成“代际福利陷阱”。为避免“长寿时代”社会养老负担过重对生育资源的挤占,中年危机应对需从青年阶段未雨绸缪,一方面利用宝贵的代际恩流时间窗口,积极成家立业抵御风险;另一方面,面对生命周期或将出现的中年危机自觉控制消费欲望,注重财富积累及个人和家庭成员健康管理,避免“老后破产”。公共政策既要考虑政策之间的激励相容,又要对意料之外的负外部性保持警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仅关注涉老、涉幼福利补贴,“一老一小”支持体系建设应从代际平衡视角向中青年世代延伸,如生育友好、家庭-工作平衡、健康中国等,以此重塑代际责任伦理和社会有机团结。     

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高校毕业生就业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近两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逼人。2009年,我省有普通高校毕业生35万人,其中研究生2．5万人,本科生15．4万人,专科生17．1万人。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省直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多措并举,各高校充分发挥主体作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09年底,     

巴西劳工党的理论体系及执政实践

巴西劳工党(下称“劳工党”)成立于1980年2月10日,1982年2月11日获巴西最高选举法院批准登记,是巴西规模最大的左翼政党,也是拉美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之一。过去40年,劳工党的发展轨迹折射出巴西政局的起伏波动:1980年,劳工党兴起于工人运动,是推动巴西再民主化的重要力量;1989—1998年,劳工党先后3次在总统大选中失利;2002—2016年,劳工党连续4次赢得总统大选;2016年,罗塞芙总统在其第二任期内被议会弹劾,劳工党执政黯然收场,巴西陷入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的系统性危机;2019年以来,劳工党再度成为巴西选民的“选择偏好”,有较大可能“重新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