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探析

中欧领导人在2020年宣布建立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创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这成为中欧绿色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中欧领导人的政治领导是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根本保证,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等制度则是推进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重要支撑。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日益成为引领中欧合作的新引擎,正在丰富、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而,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建设面临领导权摩擦、发展空间竞争等挑战。展望未来,深化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欧洲绿色新政》的有效对接,充分发挥中欧领导人的政治领导作用,实现中欧双方中长期绿色发展战略的互动和协同。     

欧洲:失落与调整

对欧盟来说,2018年是从希望走向失望的一年,内部矛盾更突出,外部环境也更严峻;与此同时,欧盟也在竭力求变,以更好应对全球新态势。 德法轴心动力不足欧元区改革乏善可陈 以“改革牌”和“亲欧牌”当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度给欧盟带来活力与希望。马克龙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提议制定欧元区预算和设立欧元区财长职位,并是建设“主权欧洲”最积极的奔走呼吁者,尽管应者寥寥。     

让北京奥运文化财富保值增值

“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经历了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光,共同分享了激情澎湃的奥运快乐,共同书写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的辉煌篇章”;“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我们得到了鲜花、奖牌、赞誉,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特别是精神财富弥足珍贵,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胡锦涛同志曾经如此描述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文化成功及其财富意义。因此,有必要认真梳理、进而充分发挥北京奥运会的文化价值。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选举成功析论

尽管马列主义在欧洲大陆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它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AKEL) 和其他所有西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包袱.这些党自认为是先锋队,肩负着实现所有生产资料国有化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除了个别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共产党和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的其他党),这些党都用他们的主要意识形态来源--苏联--来界定的社会主义.     

中欧历史分岔发展的悲观理论——评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最终走向“大一统”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在罗马帝国覆亡之后就一直保持多国均衡的分裂局面？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国家权力保持着一种“超稳定结构”,而“公民社会”则始终无法孕育,而欧洲国家却能够发育出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Hui,Victoria Tin-bor）的《战争与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以下简称《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试图通过构建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来解释这两个问题。     

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倾向的原因和影响分析CSSCI

近年来,受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双重影响,欧洲一些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政党纷纷崛起,并开始影响这一地区的政党格局。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获益的不均衡、文化多元主义政策面临的困境以及后工业化时代民众价值追求的变化。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必然对欧洲国家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这种现象将使欧洲国家主流政党面临信任危机,支持率下降;使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面临挑战,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和认同弱化;使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遭到侵蚀,宽容的文化氛围受到影响。欧洲的这股政党意识形态极化思潮除影响欧洲国家以外,也将对中国和中欧关系产生影响。中国需要积极应对,一方面,要积极维护好全球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努力推动和谐、共赢、开放、互利的新型全球化;另一方面,要扮演好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角色。     

乌克兰政权危机与其“欧洲梦”

<正>乌克兰的反政府骚乱抗议持续了两个多月,并造成双方超过82人死亡和1000余人受伤。然而就在总统亚努科维奇和主要反对党代表在2月21号签署了解决危机协议未超过24小时,形势却急转直下。议会突然倒向反对党,罢免了亚努科维奇,并释放了反对党领袖季莫申科。亚努科维     

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几个维度

<正>很高兴来到哥本哈根商学院,同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刚才,七位专家围绕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介绍了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果,许多观点富有见地,特别是就进一步研究好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设性意见。通过大家的发言,我深深感到,多     

亚洲世纪下的欧洲选择

<正>我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书,该书记录了我在欧洲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在书中,我认为所有的政治均与选择相关,所有的社会亦同样面临着各式选择。在多数情况下,政治家们需遵从选择,并以自己的选择为导向。我将大部分精力奉献于欧洲左翼事业的发展,目的在于努力推动欧洲政策跟上时代需求,以适应经济和社     

试论婚前财产的婚后归属问题

我国的《婚姻法》对于夫妻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与婚后产生的收益归属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而《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对该问题做出了规定,但是一律笼统地将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不认定为共同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在确定婚前财产的婚后归属问题上,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区分,不能忽略夫妻另一方的协力对收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