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基辛格

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正是他,以先行使者身份,踏破中美外交的坚冰,建构起中美建交的桥梁。伟大的中国,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毛泽东,以他那伟大的胸襟和独特的远识睿智,作出了中美交往的伟大决策。从此,中国人再次睁开慧眼看世界,用伟大而坚实的脚步,从太平洋跨过大西洋。中华民族用自己伟大而坚实的胸膛,铺平了改革与开放的前路。闭关锁国已成昨天,今天的我们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与基辛格,中华民族没有忘记你们!     

海峡经济区在ECFA中的角色

一旦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签署之后，两岸经贸正常化，并进而进行WTO Plus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海峡经济区在此过程中，恰巧可以扮演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在相关配套措施及法令修改与执行上，做为两岸自由贸易协议开放的先端。     

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以解决日本战犯问题为例

20世纪50年代,尽管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却已经开始.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妥善圆满地解决了日本战犯问题.它不仅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更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形象传到了日本,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遗产,新中国解决日本战犯问题通过中国官方与日本民间的关系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将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分歧、试探与博弈:中美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

认知分歧、战略试探与外交博弈贯穿于中美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过程之中。谈判前,双方在建交问题上的分歧使整个谈判历时五个多月之久。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努力开辟沟通渠道、认真确立谈判方略并进行了六次正式会谈。为避免谈判破裂,前四次会谈主要以商讨正常化后的美台关系来试探对方的"谈判底线",尚未涉及谈判的实质问题。谈判停滞期内,双方适时做出了加速建交谈判的决定。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主动"摊牌",促使第五、六次谈判得以围绕实质性的军售问题展开交锋。应当说,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为邓小平在谈判最后阶段以"搁置争议,先行建交"的伟大决策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古美关系离实现正常化还有多远

回顾古美关系的历史,早在19世纪初美国就对古巴有觊觎之心.到20世纪上半叶,两国关系史就是美国日益控制古巴的历史.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的数十年间,美国从实行禁运、断交、煽动群众不满和外逃,到经济封锁、组织雇佣军入侵等,为了推翻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现在美国承认对古政策失败,表示要改善关系,但难有实质性突破,而障碍也在美国方面.为了实现古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应转变两种观念,即古巴即将崩溃论和不同制度无法相处论,同时清除一种流毒:殖民主义思维的流毒.     

朝鲜核危机与日朝关系正常化

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凯利访问平壤,美朝之间围绕朝鲜核开发计划的争执逐步升级,在朝鲜半岛上爆发了核危机.受其冲击,本来激情跃进的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受到了影响.日本借核危机之机提升军力、迈向"普通国家"给双边关系带来了巨大影响,加之其它诸多因素的作用,日朝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论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与日韩邦交正常化

“二战”后日本总的朝鲜半岛政策就是“两个朝鲜”政策。以此为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对韩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战后复兴阶段的日本,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认识、韩国对日请求权、日韩渔业纷争、在日朝鲜人等问题上对韩采取了强硬政策。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及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的角度出发,搁置日韩在殖民统治认识问题上的争议,迅速着手解决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实现了日韩邦交正常化。     

安倍路线与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软化日本对华姿态,力图摆脱其前任小泉纯一郎造成的日本外交严重困境,同时大力推进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民族主义改造。这与他在政策实践方面较之于小泉颇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安倍路线"。"安倍路线"是一种内涵复杂的意愿方向和政策纲要,各种内涵既有本质上的连贯和统一性,又有显著的外在矛盾和深刻的内在紧张。透视"安倍路线"的性质与政策实践,是准确把握和预料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鉴于"安倍路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复合"战略。     

邓小平对1977年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方案的回应与驳斥——以万斯访华为中心的考察

1977年初,美国总统卡特执行国务卿万斯的"苏中等距离"政策,不仅未能使美国从中苏双方获取战略利益,反而造成了苏联扩张主义的加剧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下简称正常化)在其任内的首次推延。苏联的战略威胁、万斯访苏的失败及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谈判的止步不前,为中美接近提供了良好契机。为保持正常化势头,美方决定派遣万斯访华来试探中国的建交态度与底线。但在《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初步达成与亲台势力的反华鼓噪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卡特决定再次推延正常化,授权万斯对华提出"最大限度"方案。     

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搞建设。因此,必须调整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指导党和国家凋整战略,从根本上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开了外交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