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合同责任归责原则的再认识

合同责任性质和内涵界定是合同责任归责的基础,合同归责服务于其功能的实现。过错在我国合同责任的支柱性意义,免责事由的严格性规制,使得我国合同法仍有坚持以过错推定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的必要性。     

回应型法下的社会治理——量刑建议权正当化的新思考

本文对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建议权进行了不囿于传统的思考，力图从法律应当对社会需求有所回应的角度来看待量刑建议权中带有的司法的协商性特质，并且指出，这种特质的出现，并非对程序正义的抛弃，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问题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於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和公布的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方面第一个系统性司法解释。本文就《规定》的出台背景和对其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产品警示缺陷若干问题研究——以美国产品责任法为背景

警示缺陷意味着产品警示适当性的缺失。适当的产品警示在内容、语言、设计以及位置方面均需满足一定的要求,而且还应当排除不必要警示的干扰。警示缺陷的认定采用风险-效用的权衡分析与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相结合的方法。在警示缺陷诉讼中,过失责任为适当的归责原则;因果关系的证明是追究生产者警示缺陷责任必须具备的前提,生产者可以主张特定的抗辩事由来对抗产品最终用户的权利要求。     

赃物罪中犯罪所得物赃物性质的丧失

在赃物犯罪中,犯罪所得物并非任何时候都始终保持赃物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所得物会由于发生一定事由而丧失赃物性质.这些事由主要有归还被害人或者被司法机关追缴,因即时取得、加工、附合、混合或者放弃返还请求权、撤销权等而丧失所有权.这些事由一旦发生,犯罪所得物就丧失赃物性质,此后对该物的处分行为不再构成赃物罪.     

论正当化事由错误

正当化事由错误与事实错误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它并不属于犯罪论体系上的构成要件,可以归属于违法性问题,因此,又与违法性错误有近似之处。有关正当化事由错误的理论界说,大陆法系的理论界定相对明确一些,聚讼的焦点主要围绕在违法性阻却事由错误的理论认识与归类的问题上。与此相比,我国学术界对正当化事由的界说,缺乏完整的认识,传统的归入事实错误说似乎已成定论。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有关正当化事由错误问题基本上不存在激烈的争鸣,偶有一些新的论点,也很难与事实错误说相颉颃。     

政府行为可否成为违约方免责的屏障

在民事合同违约纠纷案中,不少违约的起因是政府行为,如各地政府相继出台的"限购令",导致不少二次或二次以上购房者的房屋买卖合同面临违约的境况,又如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导致一方合同义务无法履行。司法实践中,如果合同中不存在政府行为属于免责事由的免责条款,那么,政府抽象行政行为一般都会被认定为不可抗力,而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为不可抗力时需要个案而论。     

储蓄存款被冒领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储蓄合同是一种特殊合同,我国《合同法》没有对其做专门规定,应当作为无名合同来处理。储蓄合同一经成立,银行即对储蓄存款享有所有权,储户对银行享有的是债权。在储蓄存款被冒领时,应当依照什么原则来划分储蓄机构与储户间法律责任,储蓄机构对取款权利人身份审查是形式审查还实质审查,储蓄存款被冒领依据何种规则进行赔偿等进行理论上的探究,是基本的出发点和探究诉求。     

杀抑或被杀：胁迫是否是国际刑法的抗辩事由-以著名的Erdemovid案为分析视角^[1]

Drazen Erdemovi6案引发了一个问题：一个士兵射杀了大量的平民，因为如果他不执行非法的命令，他的上司就威胁要杀了他，他是否能够凭借受到胁迫为自己抗辩？这个问题已经在国际刑事法庭及以外引起了很大争议，前南斯拉夫法官Antonio Cassese参与了最前沿的辩论。笔者结论是：受胁迫是否成立正当的抗辩事由或者宽恕事由取决于情节，但这也同时取决于Drazen Erdemovic＇主张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