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浅析大陆法系民法中的成年人行为能力限制制度

行为能力是自然人以自己独立的行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设定权利、义务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实践中,一些成年人由于存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疾病、障碍,使他们的行为能力产生缺陷,无法正常参加民事活动。为使这部分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得到有利的法律保障,维护交易活动的安全,大陆法系各国均以行为能力限制制度,对他们参加民事活动进行了制约。     

论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

私有财产权的社会化使得行政权干涉私有财产权成为正当。基于我国漠视私有财产权的传统以及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的价值取向上应当强调保护而非强调制约。首先要限制行政权的滥用,保障相对人的私有财产自由权；其次要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受益权；最后要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保障相对人的行政救济权。     

浅谈闭会期间人大代表的特别司法保障权

与广大人民群众不同，人大代表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在执行代表职务过程中人大代表享有特别司法保障权，即国家机关为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而采取的保护防范性措施和未经特别许可不受限制人身自由、逮捕或审判的权利。但是近几年来侵犯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司法保障权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表现在：代表进行调查、持证视察时遭到拒绝，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未经法定程序就被逮捕。这就有必要对如何维护闭会期间人大代表的特别司法保障权进行探索和思考。     

“全面开放”前夜家电卖场试水IT

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后部分行业3年保护期截止,中国对外资零售企业将全面 实现“三开放”:股权比例无限制;开店数量无限制;开店区域无限制。 在这敏感时期,以国美、大中为代表的家电零售业仍然加紧调兵遣将、重新布局,进 军IT零售领域。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浅析模糊限制语在政治访谈中的表现形式

模糊限制语(hedge)是指一些“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这些词语就话语的真实程度或涉及范围,对话语的内容进行修正或限定,表明说话人的态度、主观认识与评价。英语中存在着大量模糊限制语。模糊限制语不仅是说话者保持面子的一种策略,而且在政治访谈中更是一种目标。     

论宪法基本权利与刑事诉讼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根本性、普适性、强制性等特征。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化、现实化而形之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安定的目标,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实现刑罚,追究犯罪过程中很可能忽视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尖锐的冲突。国家为确认刑罚权实行追诉与审判的职权活动,决定了刑事诉讼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公法限制属性。为防止这种限制的过度与失衡给公民权益造成侵害,刑事诉讼中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以加强对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运作和个人防御权的行使。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论死刑的限制

限制死刑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和迫切的现实问题,作者首先分析了各国限制死刑的法律措施、指出我国死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了完善死刑限制制度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