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爬虫的演变及其合法性限定

法律规制的缺乏导致人们将网络爬虫几乎等同于"害虫".在现象层面,网络爬虫作为运用自动软件从网页上提取大量信息的技术,具有中立性.但技术概念进入法律领域后,必然面临价值评价从而产生"合法与否"的问题.从网络爬虫所涉及的主要案件类型看,网络爬虫经历了从中立技术到一般违法,再到犯罪的演变过程,刑法领域的网络爬虫已突破其技术定义而发生了明显的"异变".从"广义"的网络爬虫概念出发,可以从对象、手段、目的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合法性限定:合法的网络爬虫应是针对开放数据的、不具有侵入性的、基于正当目的的数据获取技术,不符合任一条件者便为违法.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概念框架、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

教育期望作为个体教育获得的有效预测变量,无论是对个体发展,还是对国家整体人口素质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一直备受关注。以往大量研究主要聚焦于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与子女发展之间以及子女自我教育期望与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父母教育期望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的差异(简称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并未足够重视,只有少量实证研究与理论研讨。本文对该领域已有多学科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进行了梳理分析,提出了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的概念框架,明确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可细分八种类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阐述了各类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子女、父母、文化背景等多角度提出了影响各类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的因素。本文还在对以往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从厘清概念框架、改进差异计算方法、构建理论模型、丰富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领域未来研究的方向。     

比较视角下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基本定位是对他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及其他制裁措施的反制。就否认和抵消他国相关国内法措施的域外适用效力而言,不可靠实体清单与欧盟阻断立法有相通之处,但运作逻辑不尽相同。本质上,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是要对外国实体施加压力并形成威慑,促使其在遵守外国政府的管制和制裁要求时,更加中立、慎重和克制。外国实体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后,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可以包括进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入境/居留限制、风险警示、民事诉讼等。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赋予主管部门必要的自由裁量权,重在发挥威慑作用。同时,有关执法部门应特别注意遵照正当行政程序的要求,保障相关外国实体的申辩权和异议权。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3条“虚假诉讼罪”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3条第1款中的"不正当利益"可以理解为建立在虚假的请求权基础事实之上的利益。"捏造事实"应当从结果意义上进行规范理解,既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隐瞒真相。至于"事实",从理论上应当理解为客观事实,但司法适用中应当以法院民事判决的结果为准。第2款使用的表述方式是理论上的折中路线,同时也具有预设前提不合理和法定刑设置严重失衡两个缺陷。立法机关对本条还应当作进一步的研究和修改。     

父母社会背景、教育价值观及其教育期望

父母教育期望是预测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变量,但哪些因素影响父母教育期望却较少受到关注,特别是影响父母教育期望的文化观念因素被忽视。本文研究父母社会背景因素与作为文化观念因素的父母教育价值观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先运用定性方法探索父母教育价值观概念的维度,再用定量方法测量教育价值观,并分析父母的社会背景因素与教育价值观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发现:(1)父母对孩子上大学与上名校(原"211""985"高校)的期望普遍较高;父母社会背景和父母教育价值观都影响其教育期望;(2)父母社会背景因素中的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教育期望的主要因素;(3)父母普遍重视教育和教育的各类价值,其社会背景因素对教育价值观影响较小,但存在父母社会背景越弱势越重视教育价值的总体趋势。以上表明,父母社会背景虽然限制其教育期望,但教育价值观因为不受社会背景的限制而可能促成低社会阶层父母的高教育期望。     

海外贿赂犯罪若干实践疑难问题研究

海外贿赂包括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两种互为对合的行为。对该类犯罪主体身份的认定,应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刑法原则、司法实践以及该犯罪行为的特点。《刑法修正案(八)》根据我国反腐败的实际情况,新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其中,"给付财物"应包括实际、承诺及提议给付;在"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中,只要我国或者外国(国际)规范的其中之一对某种商业利益的不正当性质进行了规定,就可以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所得利益足以帮助行贿人在商业上实现盈利的,应认定"为谋取商业利益"。     

正当程序原则对完善我国行政程序的立法建议

20世纪中后期的行政控权实践表明,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控权机制中最积极、最有效的一种控权制度,是现代行政控权机制中最重要的环节。完善的行政程序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必要手段,确立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则是弥补行政程序漏洞的需要。通过对英国、美国行政程序中的正当程序原则的评析,发掘正当行政程序原则的一些共性,以期对我国行政程序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权利法案》从联邦到各州的适用

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法案》。但是《权利法案》的10条修正案在颁布之初只对联邦政府有约束力,并不适用于各州。1868年美国国会批准《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引来《权利法案》与"正当法律程序"的关系之争。本文通过一系列案例,说明了《权利法案》在从联邦到州司法适用的曲折过程。     

如何确定斡旋受贿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8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理论上一般称之为斡旋受贿罪。在斡旋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中,不仅要求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还要求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因此,如何确定"不正当利益"的范围对于斡旋受贿罪的定罪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缺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能否按单位行贿追究责任

案情简介沈某,中共党员,甲国有参股公司董事长。2004年,沈某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甲国有参股公司收购乙国有公司相关事宜。在会上,甲公司负责收购的副经理王某汇报,收购成功后应奖励乙国有公司促成此次收购的经理李某50万元。沈某表示同意,并认为收购成功后李某就是本公司高管人员,对高管人员工作出色的可给予奖励。沈某还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