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重大误解制度

我国民事法律对重大误解的规定十分粗陋、笼统,难以应对我国司法实践中众多的重大误解案例。因此,需要从我国重大误解的制度现状出发,包括重大误解的含义、重大误解的构成、重大误解的法律适用情况,为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与突破寻求解决之路。     

浅谈合同自由原则

在对于合同法学习过程中，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始终贯穿其中。在市场经济日益快速发展的今天，合同已经成为El常事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合同法的原则更是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本文将从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与发展、基本内涵、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以及其地位与实践意义来进行论述。     

涉外法定继承公证法律问题研究

笔者从曾经承办的一起涉外案例引申出涉外法定继承公证的问题,讨论了公证机构申办涉外法定继承的依据和业务范围,公证机构在办理涉外法定继承中法律适用的选择问题,并着重从实践的角度解析含涉外因素的继承遗产的法定继承的办案思路。一、问题的提出笔者今年承办了一起涉外继承案件,案情如下:汪某于上世纪80年代和其妻子李某共赴澳大利亚留学并最终在     

部分共犯和解量刑问题研究——对“从宽处理”与“量刑平衡”的再认识

共犯的量刑平衡并不意味着可以依据和解共犯的部分和解行为对普通共犯进行从宽处罚,且将造成部分被告人"搭便车"的现象。限制从宽处罚的幅度便是一种相对务实的做法,但仍然面临认定上的障碍与适用上的混乱。从宽处理作为刑事和解的主要方式,已随恢复正义而被纳入刑事责任体系之中。量刑平衡是指兼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根据的量刑平衡,是多重目标价值的体现,其与对部分和解共犯的从宽处理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冲突。     

反思与规制: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显性因素规范化研究——以126份故意杀人罪死刑法律文书为样本

在死刑裁量过程中,对犯罪人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㈩是由犯罪人实施的犯罪事实及相应证据决定的.根据对死刑判决书的解读,可以直观地绘制出基本的案件事实,而且这些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知的.死刑裁判书是整个司法活动的“精华”,详细、准确地记录了被告人实施犯罪、被害人被害的全过程,并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予依法、恰当的惩罚,对被害人的被害给予最大限度的“抚慰”,是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主要依据.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显性因素[2]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显性因素,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其二是犯罪情节.根据对样本分析,在审判实践中,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上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犯罪原因的区分功能失效、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失范一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失衡,量刑情节调节功能发挥失常,情节的边界模糊、功能混乱、裁量随意.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

基于国际社会在投资条约内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认定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在"即便是自我判断性质的条款(包括明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与默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也不能全然置身于争端解决机构的审查范围(包括实体与程序方面)之外"问题上的大致共识,建议淡化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区分。国际仲裁庭应在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审查事项上采纳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或遵从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     

我国惩罚性赔偿适用规范的系统构建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现行规定散见于若干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及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中，在适用条件的规范上散乱不一，适用范围上过于狭窄，主要限于产品责任领域。这样的立法现状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及要求，也不利于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国际民商事交往正常与公平的开展，就民事侵权立法的统一性、系统性以及国际私法案件中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需求来讲，我国亟需在《侵权责任法》中将惩罚性赔偿作为一般侵权责任补偿性赔偿原则的例外情形，系统构建该制度统一的适用条件规范，并依据惩罚性赔偿的法定性原则，分别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及《知识产权法》中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对我国死刑存废问题的分析与研究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可谓是众说纷纭,在司法界和学术界可谓是炙手可热的话题.然而死刑是“存”是“废”的问题一直没有盖棺定论.当然,鉴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死刑制度的完全废除显然是不现实的,也不适合当前社会的稳定发展,毕竟死刑制度的由来,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民众心中有着极大的威慑力,对于违法犯罪的发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虽然,我国目前不适合完全废除死刑制度,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在对死刑的立法层面做出严格的限制,对死刑的适用条件做出严格的规定,在死刑的数量减少方面,贯彻实行“少杀,慎杀”的政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涉外代理法律适用问题探究——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6条

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16条就涉外代理的法律适用作出专门规定,该条规定在适用范围、连结点的选择及逻辑结构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不足。通过比较分析相关的外国立法及国际立法,我国可从以下角度改进该条规范:首先,将规范的适用范围限定为"委托代理",区分"委托代理的内部关系"和"委托代理的外部关系"分别加以规定;其次,结合采用"客观连结点"与"主观连结点"、"硬性连结点"与"弹性连结点";最后,合理安排规范的行文结构,使之更加符合逻辑。     

略论死刑复核中“发回”案件的重新审判

在重新审判“发回”重审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产生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发回重审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