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刑法中的性侵犯罪犯罪客体对象的“另类性别歧视”

截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中国刑法法条明文规定的性侵犯罪包括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儿童罪及嫖宿幼女罪几种基本类型。犯罪客体对象包括妇女和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部分传统刑法理念认为男子的性自主权之法益无保护的必要或者不值得、不应当予以保护,因此刑法不需要将男子列为性侵犯罪的犯罪客体对象;而部分观点则认为性侵犯罪犯罪客体应当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应仅仅将犯罪对象局限于妇女和儿童。①中国刑法中性侵犯罪犯罪客体对象局限于妇女和儿童,而将十四周岁以上男子排除在性侵犯罪对象之外,实则是一种"另类性别歧视",即将十四周岁以上男子性自主权这一基本人权予以漠视。本文将通过分析并借鉴社会学等对性别的界定,分析比较中国刑法与外国刑法对此问题上的不同规定,将此"另类性别歧视"进行探讨。     

《比较法研究》杂志创办伊始的头三脚

我自1982年来校,1983年国家人事部批准调进,先后属研究生院综合研究室、比较法研究室,为研究生讲授《日本国宪法》等课程。1986年比较法研究室升格为校直属的外国法研究所,1987年学校决定创办《比较法研究》杂志(季刊),外国法研究所也想同时更名为比较法研究所,以便一致起来,但因外国法研究所由司法部批准不久,不便更改,才形成先有《比较法研究》杂志,后有比较法研究所的局面。事事开头难,创办学刊也不例外,这是个规律性的问题,因此,才有头三脚难踢这句老话。我们的难处是:     

从比较法视角浅析我国医疗纠纷ADR机制之完善（下）

（四）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新近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立法动向也体现了强化运用ADR机制解决医疗纠纷、维持医患关系和谐、抑制诉讼的价值取向。2000年2月，台湾“行政院”通过了“卫生署”起草的《〈医疗纠纷处理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公民法律素质测评指标的价值及建构

关保英在《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载文《公民法律素质的测评指标研究》认为，衡量法治国家的最高标准是一国公民法律素质的整体情况。公民法律素质的测评指标是指对一国公民认知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信仰法律等心理机制和行为机制进行综合考察和把握的整套技术参数。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立法完善

各国立法对股份回购均有较为严格的规制。上市公司通常只能在符合法定情形时．才能以法定的资金来源，根据严格的程序回购和处理自己的股份。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实践已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但现行有关股份回购的立法没有联系中国实际，过于原则并且缺少许多内容。因此，我国必须从回购条件、资金来源、比例、价格、方式等各方面完善股份回购的立法．以维护公司、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国际之轨与吾乡之直

在法制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父子相隐"的故事。 典出《论语》之《子路第十三》:"叶公语孔子曰: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 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 个故事常被用作研究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模型,引申出 "相隐之举是否合理而违法"、"古代社会是否礼法不分" 等思考。横看成岭侧成峰,其实这个故事也可以从另一 角度品评,譬如孔子的"比较法"研究思路。叶公介绍的 "父子相证"制度,可被视为一种外国制度。从表象来看, 父亲偷羊、儿子揭发,更合乎法治国的标准。然而,孔子 闻听"外国"的"司法实践"后,没有轻率地五体投地、妄 自菲薄,而是先冷静地考察"他乡之直"是否等同于"吾 党之直"。若"吾党之直异于是",他乡父子相证,吾乡父 子相隐,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因为本质上都是"直在其中     

政治附庸还是忠诚公仆?——关于日本司法系统的两种看法

本文分析了二战后头五十年内关于日本司法系统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法官自愿成为执政党的政治附庸,另一种则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独立和诚实的司法人员。双方都同意,作为日本司法系统的特征,对个体法官进行紧密的官僚制控制使得司法系统统一并且和谐运转,但这也导致了日本法官更趋向于服从重森严的等级,而非法律的教义。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司法系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比如中国的可借鉴利用的模型,因为后者正在缺乏大量法律从业人员的情况下建设新的司法系统。必须注意的是,日本司法系统是在能够缓和极权倾向的有效民主制度中运行的。作为最终的结论,所有的司法系统都是极具政治性的,他们的所有工作都是以其自身所处的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为背景而展开的。本文也分析了各持上述一种观点的两位学者间互相冲突的方法论:马克·拉姆塞耶的回归分析和理性选择假说以及约翰·黑利的传统比较法制度历史分析。本文比较了两种方法论的强处和弱处,并体现了以下两点:第一,至少在这里,定量分析进路强调了个体选择的作用,而定性分析则强调了制度设置;第二,尽管定性分析能提供更为宽广的叙述,但也以故事中空白情节的人为虚构和因此造成的结果走样为代价。     

对比较法方法论的一点思考

本文对现阶段我国法学理论界盲目推崇外国立法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剖析了比较法方法论的首要问题,并对当前法律比较时最需要考虑的两个因素法系与国情给予了详细的分析。     

论公诉权的法律监督性质

作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得以正常运作的权力，公诉权既是控诉性权力，又是监督性权力。其中，监督性权力以控诉性权力为依托，控诉性权力以监督性权力为后盾。就公诉权的法律监督性质而言，我们不仅可以从其整体和分解的内容中找到理论根源，也可以在两大法系的国家中发现法律实证，公诉权同时还是检察机关的核心权力，这些都可以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及属性找到“元制度”依据。     

从日本法律文化看比较法的功能

本文从分析日本法律文化入手,将其与西方和中国的法律文化分别进行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比较,展示出比较法的力量所在。比较法这些已经发挥出来的功能和作用,在实践层面上不仅影响着日本的法律文化,同时也体现出对中国法律现实的影响;在理论层面则通过其目的展现了一种较宽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