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以《法律援助法》的颁布为视角

《法律援助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步入法治化时代,并开启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时代。该法蕴含了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强化了政府义务,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并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对象与范围,凸显了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保障与监督。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理论价值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从基础条件、发展目的、价值结构、自然关系、实现方式五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进行了比较分析,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比较范畴的理论维度,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例。     

论利益博弈中法官认证行为的规制

法官在关键证据的认定中会出现利益偏差并导致证据认定结论出现差异,这主要是对利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利益衡量方法有助于提升法官的认证能力,但由于法官运用此方式的不规范性,因利益衡量偏差导致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比较突出.利益衡量方法作为法学方法论,应当运用到法官证据认定环节.规范法官认证中的利益衡量应首先把握价值衡平方法,并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依据不同诉讼形式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脉络、特色与适用重点

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推进反有组织犯罪工作法治化、长效化的一部重要法律,需准确理解和适用。在立法脉络上,该法统筹了预防和治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关部门参与、多措并举与多方协同、境内和境外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在立法特色上,该法对于引导和鼓励各类主体、未成年人保护、专门办案与执行措施、特殊主体保护措施予以特别关注。适用该法应把握新协同机制、专门办案与执行措施、关联行政处罚、重点群体制裁、特殊主体保护措施的适用。     

武汉数字化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武汉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资源优势尚未完全转变为发展动力,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自身的条件优势。本文从数字经济整体规模、顶层设计、技术创新、产业生态、数据治理等五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武汉数字经济相对于其它先进城市的不足,并探讨了武汉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包括：加强核心技术高管、加速全产业链数字化赋能、大力推进“新基建”、优化关键要素供给支撑、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环境立法的地方经验——以武汉和深圳为例

地方环境立法在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上,同时以追求地方特色为价值取向,这就形成了我国环境立法的地方经验。武汉与深圳是比较研究的两个样本,在地方环境立法数量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规章形式的灵活以及两市环境资源压力的不同;在地方环境立法修改的比较上,可以发现法律清理的周期性规律,以及透过修改内容所反映出的两市立法主体能动性的不同;在分析地方环境立法的地方性特色时剖析了两市不同特点的现实根源。通过对两市地方环境立法异同点的分析,力图反映我国环境立法地方经验之一面。     

看南京 想武汉——武汉与南京经济发展比较

武汉与南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城市,主要差别在于两地区位环境不同。新世纪以来,南京实现了对武汉的全面超越,这有区位环境的原因,也有主观努力的因素。进一步而言,在基本相同的区位环境下,由于主观方面的欠缺,南京相对于长三角周边兄弟城市,也存在发展滞后的问题。由此可以断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武汉发展相对滞后,主观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点：思想解放不够;抓经济发展的工作力度不足;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计划经济烙印较重;经济结构不太合理;外延式、粗放型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城市文化传统中缺乏创业创新精神成分等。     

情理与法律冲突时的利益衡量

情理与法律,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情理是法律的基础,而法律是情理的升华与体系化。法官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使命,就是发现、阐明并应用蕴含于法律规则之中的“理”。这种理是法律的精神力量所在,也是司法权威的精神来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在掌握法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无形的法律精神。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去弥补和完善法律存在的不足,能够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和谐统一。     

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及其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理性国家学说是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核心。黑格尔从自由意 志是法的本质及其自我运动出发,把国家看作是真正的自由意志的实现,是主观意志与客观意志的有机统一的伦理性的整体。这对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青年马克思正是从自由理性的立场出发,来评判具体的国家制度与具体的法律,斥责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与法律是对自由的扼杀,倡导个体与国家整体的有机统一。     

中美警察教育训练比较研究

警察教育训练是警察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与国家结构形式不同,两国的警察教育训练存在明显的差异。比较中美警察学历教育模式、训练模式及其训练的组织实施,可以发现各自的特点、优势与不足,可资借鉴。我国警察教育训练制度正在进行改革,一些承担学历教育的公安院校开始把重点转向职业教育,但在警察教育训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我国警察教育训练制度的优势,有效避免出现西方国家警察教育训练制度的不足,还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警察教育训练制度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