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典子：为中国“慰安妇”奋战的日本女律师

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大森典子是一位令人起敬的日本女律师。自从代理中国“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的案件以后,她所经历的一切,不仅使她的律师生涯发生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她的一生。在日本女律师中,大森可以被称为前辈律师。在她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进入律师行时,女律师还寥寥无几,而今,日本的女律师已达到日本全国律师的1/5。一位如此资深的日本女律师,是良知激励着她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女性,整整奋斗了12年。从关注历史问题到代理“慰安妇”案件30多年前,日本国内发生的一场教科书争论,引起了大森的关注。当时,日本文务省…     

论民事抗诉审查的中心

对法院原审裁判和案卷进行审查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审查的中心,这是有其法理学基础的,也是解决目前抗诉审查中各种难题的最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其具体体现为:以书面审查原审裁判和案卷为基础,审查依案卷中的材料可否得出裁判的结论,并以此决定对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的审查,决定是否自行调查,最终决定是否抗诉。对此,立法上应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卷权,以保证抗诉监督目的的实现。     

行政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一个真实的案例反映了现实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作出两个以上不同决定时,其中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起诉,其他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由此推而广之,行政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在哪些情形下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本文将行政机关分为具有民事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两种情况,阐释了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原因,并对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具体情态进行了探讨.     

增强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能力的对策建议

在贸易摩擦中,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对中国企业应诉的援助力度,建立相应的援助中小企业应诉反倾销案的援助机制;企业作为贸易摩擦的主体之一,也应建立健全国际贸易冲突的应对机制,增强企业自身的应对能力.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典型民事抗诉案例三则

适用法律错误 【基本案情】申诉人，中国建材院水泥研究所天津市联营特种水泥厂（以下简称天津市联营特种水泥厂），被申诉人，果继芹。     

公证制度的法理分析

公证制度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其存在和发展的法理基础最早来自于诉讼中的证据理论，此后，在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公证制度本身的发展中公证又拓展了更多的法律领域。公证权作为一种公权，被私法予以规范，体现了公法对私法的介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与海南省汇富房地产开发公司长沙公司、海南省汇富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建房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再审的基础，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违反调解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法。纠正原审错误是再审的基本功能。因此，再审应当依据原审的审理范围进行，而不能超出原审范围进行裁判。     

论城市拆迁中的问题及改进

作为一名律师，我认为在拆迁中律师的作用十分重大，律师可以调解矛盾，进一步化解问题，通过律师的工作使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共同满意，减少诉讼和上访，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诉讼证明标准在价值论上的趋同

证明标准理论中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是基于相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和相同的现实时空 ,所以在操作层面上得出相同的证明标准是必然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都趋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 ,则源于诉讼价值论上的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