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进行立法后评估的必要性分析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私法法律，对包括公证行业在内的各个法律实践行业，对保护包括我国公民和在华外籍人士的合法权益，对推动我国国际私法领域规制不断完善均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的出台极大地填补了我国国际私法领域的空白，为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在华外籍人士的合法权益、规范民事法律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劳教废止背景下我国保安处分立法的完善

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顺应了民意,但也使原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出现了部分空白,保安处分的存在对于空白的弥补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现存的保安性措施缺乏规范性,在实践中容易引发诸多问题。文章分析了保安处分的内涵及对劳教制度的替代作用,并就我国保安性措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分配表异议的救济及其完善——以法释[2008]13号第二十六条为中心

法释【2008】13号第二十六条对分配表异议的处理方式容易使审查程序流于形式,并且为被执行人拖延履行债务提供了避风港,完善的做法是由执行机构对分配表异议进行程序审查,异议人不服审查结果的,再区分异议内容是否涉及执行依据而分别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和诉讼程序处理。     

对我国行政侵权后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的思考

现代法治国家为使行政机关能够更好地做到依法行政,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违法行政,都设立了种种监督机制。然而行政主体在进行管理活动时出现违法或不当的行为,都不同程度地侵害法律所保护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行政相对人并不能凭借自身的能力去解决,因此需要运用有效手段予以救济。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权利救济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和缺陷,在比照分析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救济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及特点,提出完善我国行政救济机制的建议及措施。     

日本行政损失补偿制度借鉴

行政补偿制度是由财产权的保障和平等原则导出的一种法理。在日本,行政补偿制度既是行政救济法体系,亦是国家补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损害赔偿的制度;损失补偿的制度;行政不服审查和行政案件诉讼在内的行政争讼制度;行政救济法的主要制度或者核心制度之外的＂苦情处理＂制度以及行政上调整利害的各种制度。     

浅谈采光权侵害的认定及救济

阳光是自然的馈赠,关系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为人们生活所必需。且当代社会的高房价、生活质量要求等因素使人们更加重视采光问题。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城市土地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凸显。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备、相关理论不完备,日照纠纷在处理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争议,需要进行完善和研究。     

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改革研究

一、目前审查逮捕权设置、构建、运行情况分析既然审查逮捕权具有司法权的属性,有些学者提出将审查逮捕权交由法院行使。事实上目前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也经常行使决定逮捕权。在公诉案件中未经检察院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在案件移送法院后,在开庭前、或开庭后法院便将被告人逮捕。一些基层法院在案件移送法院后责令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交大量的保证金否则予与逮捕,保证金作为事后的缓刑保证金,最终予与没收。逮捕实质成为创收的工具,或者利用逮捕的巨     

政府采购第三人司法救济制度研究

对政府采购第三人权益的救济,主要是以行政救济为主。司法救济相对于行政救济,避免了行政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的嫌疑,更加公正、可靠。司法救济程序因法条规定不足、前置程序繁琐和审查不全面等原因,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相关完善措施,使司法救济程序的作用得到良好的发挥,能够保障政府采购第三人更加公平地参与到政府采购活动中来,并能阻止和惩罚采购机关的违规行为,保证政府采购的正常运作。     

大规模侵权救济问题研究

大规模侵权责任须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可以被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且受害者众多，发生原因同一或同质，救济困难。从我国法制环境看，产品责任、药品责任和环境污染责任是主要的大规模侵权责任类型。目前对此种侵权损害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责任保险、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倒置及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此四种救济方式而言，法技术上的可为之处主要在于认定此类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被告之间的责任承担。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被告证明其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在责任承担上，由加害者在无法反证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情形下，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     

利益受损案外人救济程序相互关系之探究

为了救济利益受到损害之案外人,我国《民事诉讼法》自2007年以来先后设立了4种救济程序。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这些救济程序之间是何关系均没有明示。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程序之间存在重合情形,即案外人可以同时或先后利用这些程序救济自己的利益。这显然不符合救济的基本原理。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利用制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机会对这些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加以厘清,对各自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