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现行酌定不起诉制度在运行中已暴露出诸多问题,如适用法律模糊和适用率低,检察机关事前审查程序不透明、事后监督机制缺失等,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被害人及被不起诉人被侵权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没有适时地对其加以完善,故借鉴域外的经验并结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完善我国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仍然是我们面临着的严峻考验.     

太原：织牢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

作为山西省省会的太原，一直以来在社会救助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上走在全省的前列。从1997年成立的“城市低保工作领导组”到2005年成立的“社会救助体系领导组”，太原率先在全省建立并实施了城乡低保制度。社会救助工作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救灾救济、临时救济、     

对一起土地确权案件的思考

作为人类重要的财产，土地关系到土地权利人的生存发展，关系到社会生产关系的稳定，其权属必须由政府依法登记。文章从一起发生在新疆的土地确权案件入手，分析土地确权的性质、审核登记和土地权属的救济制度，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好撒玛利亚人法对我国见义勇为统一立法的启示

本文以"好撒玛利亚人问题"为视角,通过美国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并与我国现有关于保护见义勇为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现有关于保护见义勇为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期望通过借鉴美国好撒玛利亚人法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对我国关于见义勇为的统一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     

著作权行政保护的完善

明确著作权行政保护手段的法律属性,是完善行政保护的前提,现行行政保护手段主要有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和行政命令等.通过在著作权法和单行法中增加行政处罚的种类、明确处罚主体和处罚行为等,可以提高执法效率并有效遏制规模化的侵权行为；通过规范行政裁决的立案条件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准用,可以平衡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而合理规范行政裁决的救济途径,则可有效提高司法效率.     

浅析私法自治与法律行为制度之间的关系

私法自治是近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民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私法自治是法律行为的核心精髓所在,而法律行为则是公认的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它不仅深度地阐述了私法自治所代表的民法精神和理念,同时也为私法自治的具体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范围。对于私法自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效用的发挥程度,同样也决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构建的完善性和合理性。     

公证程序不应只为“规则”更应为“动力”

正一、公证程序的价值和意义公证即为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其中真实性对于公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公证的真实性又必须建立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因此,公证程序在整个公证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对内起到了规范公证操作模式的作用,便于公证模式化运作程序的建立,提高公证活动的效率。其次,可以依法规避不必要的风险。第三,促进公证机构之间的良件竞争,为公证人创律一个良好的执业环境。第四,使公证     

商标侵权救济制度的竞争政策内涵研究

商标权并非自然形成的权利,商标权的财产化是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商标法是实现政府公共政策的一种制度工具.商标侵权行为具有双向性,在侵犯了商标权人“私益”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公众免受混淆的“公益”.商标侵权救济制度不应停留于满足为商标权人提供完整的私权保护,还应致力于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功能和教育功能,通过矫治不正当竞争行为来引导、规范人们的商业行为,教育民众,彰显商业伦理.商标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混淆可能性”的商标侵权判断基础、“双轨制”的救济模式以及“商誉损害”的侵权损害赔偿基本前提均深刻地体现了商标侵权救济制度的竞争政策内涵.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受教育权行政诉讼

由于受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实际影响,受教育权在中国长期没有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上取得突破,受教育权逐步进入行政诉讼。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持,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案件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因此,应当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列举受教育权,并界定受教育权行政诉讼的事项范围。     

中国法治面临的困境与突破——对中国法制建设几个问题的思考

当前中国的法治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在保障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方面,中国的法制建设明显缺位;二是国家权力过于介入市场经济生活,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变相加强,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手段,对之加以规范;三是中国法治面临倒退,某些地方又恢复了人治的色彩;四是"稳定压倒一切论"和"中国情况特殊论"对法治建设可能产生消极影响。这"两论"的提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容易在实际工作中遭到基层官员的误用和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