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中检察权的配置

历经多年司法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研究的积累,修订后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增设了民事公益诉讼的条款。经过此次修订,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保护的权益从私权扩充到了社会公共利益领域;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也随之扩展;民事诉讼当事人将因公益诉讼的出现而被重新界定,法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尤其是检察机关,有可能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然而,囿于我国一贯的立法模式和传统,对于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权的配置,《民事诉讼法》却语焉不详,有待明确。     

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强制执行

案例：2007年2月。杨某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死亡．因其在世时向高某借款6万元，高某于2007年3月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杨某某的妻子和父母共同偿还其借款及利息。法院审理后认定：该债务系杨某某与妻子王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杨某某已经死亡，王某负有对该债务清偿的义务。     

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程序制度，对确保裁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意义重大。我国目前实行的两审终审制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已凸现出许多与现实不符的弊端。通过分析审级制度及文化背景，得出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重构建议，即以二审终审为原则，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和三审终审为补充的多元化审级制度。     

论诉中监督的菱形结构

行使裁判权的法院或法官和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检察机关的介入没有打破这种平衡局面,而仅仅是导致等腰三角形诉讼结构的某种变异或某种程度上的复杂化。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在民事诉讼程序的变化上,要求实现其程序定位的内在化和独立性;在程序构筑上,应当采取菱形结构,以维持和贯彻等腰三角形结构的基本原理、体现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属性、满足协同主义诉讼机制的需要并灵便地转换诉讼中的程序聚焦点。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典总则构造之完善

在"总则—分则"的法典结构方式下,总则在法典的体系化、彰显法典的精神和缩减法典篇幅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总则所具有的功能和优点是通过总则本身的构造来实现的,总则的构造是在法典化过程中立法者首先遇到的问题,只有内容完整、结构严谨的总则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法典的完善。比较和借鉴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我国台湾、澳门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的总则之构造以及民法典的立法技术,博采众长,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的内容和结构,具有重要的立法论意义。     

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几个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责存在一定的难度,这种状况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现行民事检察监督立法上存在的抽象空乏、可操作性差的问题是其根本症结,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的具体运作中无法操作,这样会影响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有效监督,而且也会损害法制的统一.     

证明责任配置裁量权之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赋予法官证明责任配置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现阶段并不合时宜。我国尚未确立科学的证明责任配置一般规则，司法实践中的裁量需求更多反映出实体法规则的严重欠缺和对证明责任倒置机制的过度依赖。证明责任配置的规则性和可预见性至关重要，在我国民众对证明责任理念还未形成足够认同的背景下，自由裁量规则可能导致人们以抽象而模糊的公平正义理念冲击和取代证明责任配置的一般规则。司法实践中运用证明责任作出判决还未形成常规，法官准确运用证明责任的能力有待提高，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也亟需规范。     

抢夺证据之采证权衡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首次明确地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不应简单地以取证行为违法为由而一概否定证据的证明效力,应当结合具体案件中的其它相关证据。充分考虑取证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情节和后果,理性地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正确行使非法证据排除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