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几个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责存在一定的难度,这种状况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现行民事检察监督立法上存在的抽象空乏、可操作性差的问题是其根本症结,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的具体运作中无法操作,这样会影响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有效监督,而且也会损害法制的统一.     

证明责任配置裁量权之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赋予法官证明责任配置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现阶段并不合时宜。我国尚未确立科学的证明责任配置一般规则，司法实践中的裁量需求更多反映出实体法规则的严重欠缺和对证明责任倒置机制的过度依赖。证明责任配置的规则性和可预见性至关重要，在我国民众对证明责任理念还未形成足够认同的背景下，自由裁量规则可能导致人们以抽象而模糊的公平正义理念冲击和取代证明责任配置的一般规则。司法实践中运用证明责任作出判决还未形成常规，法官准确运用证明责任的能力有待提高，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也亟需规范。     

抢夺证据之采证权衡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首次明确地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不应简单地以取证行为违法为由而一概否定证据的证明效力,应当结合具体案件中的其它相关证据。充分考虑取证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情节和后果,理性地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正确行使非法证据排除的自由裁量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研究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建立已久，但是存在的问题和争议也很多。我国应完善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因刑事案件犯罪严重程度不同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修改其与民事法律相冲突以及法律原则相悖的部分；规定允许被害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不必须进行刑事诉讼，或不待刑事案件审结先行提起民事诉讼，改变“刑事优先”的传统模式以平行诉讼来加以处理。     

反思“谁主张,谁举证”

证明责任规则是证据法的核心。本文认为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是不科学的,混淆了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的责任的概念,颠倒了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关系。     

当下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困境的解决之道

三年前,笔者曾经撰文分析了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中的四种失衡现象。其中,"行政法学研究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失衡"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①实际上,就三大诉讼法学研究而言,行政诉讼法学与刑事、民事诉讼法学之间的"失衡"则更加显著。②今年恰逢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20周年,如何摆脱当下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困境理应成为行政法学者思考的重要课题。③限于篇幅,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初步分析,希冀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共鸣和更为深入的思考。     

民事诉讼规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及其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民事诉讼规则.只有部分民事诉讼规则在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而且其适用有一定的限度,必须经过改造.典型的有管辖异议、财产保全、诉讼代表人制度、执行中的和解.民事诉讼规则无法吞并行政诉讼规则.     

第三人制度研究

诉讼参加制度的实质是认可一种客观现实的存在：民事诉讼不一定总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具体的诉讼案件往往涉及第三方,或者说在本案双方当事人之外还可能存在第三方与本案当事人主张的权利存在利害关系。在此情况下我国建立了第三人制度,但从实践运行来看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