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爬虫技术使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探讨

2021年11月19日,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发布了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的十件大事,充分展示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发布以来,我国在网络等社会重要领域法治社会建设取得的成果。但是,成效显著的背后,对于网络爬虫技术使用方面的法律规制仍处于空白。通过裁判文书检索,发现“爬虫”相关民事领域案由占“爬虫”领域全部案由的比重超过80%,逐渐走入公众视野的网络爬虫技术正在不断地对公益保护发起挑战。因此,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探索针对网络爬虫技术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势在必行。     

检察机关对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探索

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集成变革,检察视角主要从行政执法权的综合、下沉和数字化改革为切入口理解和把握。通过总结提炼浙江检察实践经验,对接行政执法改革应明确协作配合、监督融合、治理和合三大方向,并坚持适当监督、群众需求导向、监督与助力并重原则。通过找准协作链接点、明确监督发力点、聚焦改革突破点,全方位融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助力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检察建议助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陕西实践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陕西省检察机关积极争取党委领导支持,以持续落实最高检系列检察建议为切入点,主动将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司法保障”的检察建议办理社会化工作大格局,多措并举、强化协作、全力推进,依法能动履职,以“我管”促“都管”,积极探索检察建议参与社会治理新路径,着力打造检察建议工作陕西特色,以检察建议助推省域社会治理,为助推社会治理法治化、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检察+”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

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加持,农村基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仍面临着自治能力不足、法治建设水平不高的局面。福建省石狮市检察机关作为基层法律监督机关,发挥一线优势、依法能动履职,将检察职能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具有检察机关特色的“检察+”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伴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检察机关还要在“检察+”模式的基础上,立足主责主业、参与乡村治理,守护绿色生态环境、强化溯源治理创造美好人文环境,助推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行政检察调处的制度构建

鉴于传统行政争议解纷途径的局限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行政检察环节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新路径,行政检察调处的解纷思路应运而生。尽管行政检察调处目前尚“非正式”运行,但已具备构建正式制度的内在机理,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有限原则和“应听证尽听证”原则,在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六大行政争议案件中,构建起行政检察调处的一般与特殊的办理流程。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检察监督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知识产权领域“行刑衔接”是一种“二元二主体”式衔接,与治安、海关等领域的“二元一主体”式衔接明显不同,“网络+物流”、产业链延伸等使得该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尤为严峻。检察监督是破局的关键一环,然而检察监督并非监管,更非“监工”,检察机关介入也并非干预,更非“插手”,应当注重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破解检察监督困境,提高检察监督刚性,不断创新信息共享平台,从供给侧为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提供更多高质量检察产品。     

民法典视角下民事生效裁判监督的优化方向

检视当前民事生效裁判监督的现状,发现存在监督案源拓展较为困难、调查核实权运用不充分、办案人员素能难以匹配等问题。民法典实施与民事生效裁判监督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一脉相承,两者兼有供需关系、体用关系等耦合特点。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要践行诚实信用原则推进虚假诉讼治理、践行法条核心要义推进精准办案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以实现民事生效裁判监督的优化。     

民事检察听证“应听尽听”的解读与思考

民事检察公开听证应力求彰显权益保护、精准监督、源头治理三种价值,并以此为指引在实践中明晰“应听尽听”的内涵。“应听”即重点围绕法律监督、矛盾化解、价值引领三方面界定案件范围;“尽听”要求听证主体、程序、决定、效力等基本要素充分,且符合听证实质化审查的设置初衷。检察机关应立足司法办案,进一步理解“应听尽听”的功能位阶,合理界定听证繁简标准,切实提升听证审查水平,进而推动民事检察工作发展。     

论调解在民事权利保护中的非理性

任何民事纷争都是因为权利而起的,而权利具有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严格和神圣的性质,所以在解决民事纷争时应充分保证实现这一点,但现行民事诉讼中强调用调解方式来解决纷争,这使权利不能得到圆满的尊重与保护,我国民法规定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程序法的严格配合保障,调解其实是法律文明水准不高的产物,它不仅使权利不能被严格保护,而且不利于树立高度的法律观念。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调解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当事人间的和解(也和法官调解作用有关),西方的和解首在追求效益最大化,而中国的调解倾向则基于中庸之道,违背了法的理性精神。     

和谐农村视野下的宗族调解

和谐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构建和谐农村需要持续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和谐社会是后法治社会,调解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良好方式.合理开发利用宗族调解资源是构建和谐农村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