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人事招录考试线上结构化面试研究

面试是人事招录考试工作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是通过面谈形式测查考生思想深度和能力水平的行为锚定法。在新形势、新背景下,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将面试由线下转移到线上进行,是兼顾人事考试公平性、科学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人事考试面试迈向信息化发展的大势所趋。积极探索线上结构化面试的要素和组织形式对提升测评信度效度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建设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提出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六个体制制度建设,把和谐社会的理念转化到制度化水平上,为建设和谐社会勾勒出新路径。     

保护自然遗产发展旅游经济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绚丽多彩的人文旅游资源。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增多以及交通运输条件改善,旅游业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应运而生。怒江旅游资源以其原始、生态、神秘、壮美、古朴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特别是2003年7月2日,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主席团特别会议上,宣布中国“三江并流”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的申报成功,提高了怒江的知名度,为怒江旅游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恢复性司法

以恢复性司法为制度进路,追求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这一事关实质正义实现的法治目标。对犯罪人的制裁更多地涉及法律的一般性与普遍性,因此偏重于追求形式正义;对被害人权利的弥补、修复、保护更多地涉及生活中实际、具体的事件之合理性与被害人个别处遇,因此偏重于追求实质正义。在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中,被害人的权利长期遭受不应有的忽视,而在欧美获得蓬勃发展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则针对不同案件、不同犯罪人和被害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为我国惩治犯罪人、保护被害人与实现个案中的实质正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资源与制度进路。     

论虚拟世界内的著作权归属

数字技术架构了从网络空间到虚拟世界的复杂传播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它增加了著作权认定及其权属的复杂性,尤其是虚拟世界的开发者提供的拆封或点击合同造成了虚拟世界内的作品认定、权属纠纷的一些新特征。拆封合同可以约定虚拟世界使用者放弃著作权的行使,但不能约定将著作权归于开发者所有,除非提供了公平的合同条款。     

网络时代著作权法与合同法的冲突与协调

当前的网络技术使信息利用突破了传统的著作权交易模式,为实现对信息性权利的保护,权利人开始运用许可合同来取代著作权法的功能。但是,"私人造法"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著作权法的消亡,著作权法在实现公共利益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民法中任意性条款与强制性条款的划分,以是否涉及市场利益为标准,将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条款分为"消除市场失灵"之限制条款与"促进基本自由"之限制条款,以此界定合同法与著作权法的效力位阶。从具体立法上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应网络时代的信息交易问题:一是构建交易平台;二是完善交易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