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保护体系的反思与重塑

目前我国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实行三轨制并存的保护模式,极易导致同一道地药材上几种地理标志之间的权利冲突。同时,由于三种保护制度各自存在弊端,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保留一种制度、取消其他两种来解决问题。对此,本文参考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提出应将现行的三轨制保护模式整合成一套体系化的、完善的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并从保护模式的选择和制度内容的完善两个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学而思:价值重构对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提升

正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价值上通过彻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而拥抱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等核心价值,从而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上开启了中国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五四运动虽然造成了中国文明的革命性断裂,但这个断裂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的一部分,即如此激进地反传统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毁灭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来实现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为救亡而启蒙"的双重变奏。     

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之可行性审视——基于实证分析的反思与重构

通过实证分析，现行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不能有效遏制强制拆迁中恶性事件的继续发生，且可能导致司法强拆面临较大的运行风险，使其失去道义和法治层面的正当性支撑，导致司法强拆陷入被民众暴戾化抵制的运行困境。因此，对司法强拆运行机制的重构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裁、执分离制度，保证司法强拆运行机制的公平公正；二是实现司法独立，避免司法强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预；三是确立公众有效参与拆迁过程的制度，使司法强拆前的社会风险评估落到实处；四是通过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为地方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平台。     

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以《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标志,从立法上宣告了我国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私的关系,无论是从婚姻法的角度还是从民法的角度,都可以得出婚姻法属于民法（私法）以及民法（私法）包含婚姻法的结论。长期以来,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仅仅停留于形式,由此制约了婚姻法学的纵深发展,也妨碍了私法体系的统一完整。在法典化的背景下,实现婚姻法向民法的实质性回归,是关于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唯一正解,也是制定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的中国民法典的必由之路。     

破解技术中立难题——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再思

随着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迅猛发展，法律与科技之间的难题不断凸显，司法中关于技术之定位的疑难案件也反复出现。技术中立原则常常被用于反对法律对技术的监管，或者为技术服务者免责。然而，技术中立的概念存在诸多歧义，包含着功能、责任和价值等方面的意涵。技术中立难题的核心在于价值中立，因此必须将其置于法律与科技的关系之中加以界定。对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理解存在三种模式。其中，管制模式和回应模式未能完整地呈现技术价值和法律价值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重构模式主张法律针对技术价值的不同面向而进行自我调整，在技术价值和法律价值世界的碰撞中进行重构，解决技术所引发的归责原理和规范建构问题。在重构模式之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中立的价值处境和法律意义。     

论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线索、思路与框架简

绝对权与相对权是一项具有理论积淀的学理概念，也是一项具有制度价值的法命题。随着社会的变迁，民法理念的转变，民事权利的不可侵性已宛然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绝对权与相对权的趋同被过度夸大，两者之间的“中间现象”只是一种例外形态下的制度补充。在社会转型和权利进发的时代，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常规形态，应当从“物债二元定势”转向“多元权利体系”，从“菜刀式”的定性判断转向“阶梯式”的定量分析。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以“尊重＋诚信”作为基本行为导向。     

当好民法典编纂的调研员、情报员、服务员

民法典的出台,以编纂法典的立法新方式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新篇章。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工作专班的全体同志,秉承法工委"坚定、奉献、团结、严谨"的委训,弘扬法工委"苦力班子"的工匠精神,尽心竭力当好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调研员""情报员"和"服务员"。     

开放学习模式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研究

文章通过对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学习现状数据报告的分析,结合对长尾、众筹、体验及公共等多种互联网思维模式的审视,提出了当下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开放学习模式下如何面对移动网络时代的"碎片化""多样化""焦点化"等问题的挑战,并针对行为主义、认知建构与社会建构的教育方法进行开放学习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或有期间三论

或有期间研究的一个必然逻辑起点就是论证或有期间真伪问题。从制度的本源上展开分析,或有期间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乃为独立存在的期间制度。然存在或有期间却并非当然具有存在之必要,还需要论证或有期间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或有期间应当是具有独特存在价值之制度,即能够通过限制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获得或行使特定的权利,结束权利所处的不确定状态,从而妥当地均衡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或有期间制度的构建则应当遵循或有期间内在价值的指导,着眼于"严格性"的基本定位,同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兼顾公平,以安排或有期间基本制度的具体内容。或有期间制度的基本规定应当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并列规定于我国未来民法典期间制度一章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