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民事责任的比较法研究

正【专题导引】德国比较法学家恩斯特·拉贝尔(Ernst Rabel)曾说过"有法律而无相关判决,犹如仅有骨骼而无肌肉。"对于后进的中国法治而言,比较法的力量不仅在于立法上的制度借鉴移植,而且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相同案件的处理机制,对于司法实践更具有直接的现实影响力。为此,本刊于2012年第3期和2013年第3期分别刊出"第三人惊吓损害侵权责任的比较研究"和"第三人侵扰婚姻关系法律问题的比较法研究"案     

民法理论在知识产权中的运用探究

学界公认的知识产权为私权利,与民法这一最重要的市民社会调整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适用与民法具有相契合的部分,民法的法理传统与依据、法律逻辑构造与思维模式,以及民法架构的基本原则与理论在知识产权法上均有应用。研究知识产权理论中的民法法理与原则,对于知识产权法律的发展和智力成果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发展体现的特征

中国的民法典历经了建国初期三十年的停滞后,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逐渐开展起来,中国现代民法迅速发展与完善,构成了拥有丰富特色的法典。民法的特征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对民法的含义和民法与构建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的简述分析,揭示了民法发展所体现的一些主要特征。     

论《大清民律草案》对日本民事立法技术的借鉴

正艾伦·沃森先生在其《民法法系的演变与形成》中写到"法律主要通过借鉴而发展,就利用最小的资源获得最好的法律而论,一项具体制度发展的捷径就是仿效"。清末之前由于存在没有编纂民法的先例,民事习惯的缺乏等因素,清政府只能将仿效作为变法的主要途径,模仿的榜样锁定为西方列强。沈家本曾向清廷上奏称"日本法系本属支那法系,而今取法于德、法诸国,其国势乃日益强盛……,唯日本特为东亚之先驱,为足以备呈明之采择"。1906年梅谦次郎在访问中     

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冲突之解决——以欺诈和胁迫行为的效力为视角

欺诈或者胁迫行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如果被害人不行使撤销权的,在民事法律上合法有效,但在刑事法律上往往已经犯罪构成要件。这就出现了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的冲突。之所以形成这一冲突,民法与刑法在核心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差异性、民法和刑法对被害人事后追认的态度不同是其理论根源。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冲突之解决包括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三方面的径路。     

一切权力归人民

正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60年风雨历程,从"豆选法"到城乡选举"同票同权",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工作不断向前。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实行普遍的差额选举制度;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规定全     

民法的现状及其展望——从世界的角度

近年来,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均对民法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而民法指向的目标也即民法所追求的价值、理念逐步向和平、人权、社会正义、民主主义、国际交流等方向发展。把握世界民法学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无疑有助于我们的民事立法及民法学的发展。     

略论私自录音、摄像与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微型话筒、针孔摄像机、可拍照手机等录音、摄像设备的不断普及，私自录音、摄像行为层出不穷，严重威胁到公民的隐私权。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隐私权的规定尚不完善，有关私自录音、摄像行为侵犯隐私权的立法严重不足。我国应在法律层面明确公民的隐私权，并在民法、刑法中对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予以规制。同时，加强行政管理，对录音、摄像设备实行严格的市场管理，提高公民个人防护意识，以保护个人隐私权。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决策”问题

非决策是有意识地不去解决特定问题的决策,它是通过内化的知觉力量而达到影响政策选择的机制。非决策是政府职能界定的主动形式,是后工业社会达致多元一致性的温和途径,同时其可起到降低制度成本的作用。公共政策制定在实现利益分配与协调之前,有必要利用非决策机制塑造积极的政策观念。     

略论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

民法基本原则既然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理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也应当予以直接适用,作为民法的核心,民法基本原则有必要也有可能应用于实践。在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过程中,要有效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在民法基本原则司法过程中,需要设立程序的外部约束与民法思维的内部约束两种机制,以实现法的模糊性与确定性的合理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