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的法理分析

随着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活动逐渐加强,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因不服征收决定引起的行政争议也日益凸显,其核心是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对此,笔者认     

父债未必子还--由一起案例说起

[案例简介]石家庄市栾城县何先生的父亲生前合伙与人开办工厂,并于2004年3月向朋友李某借了1万元做生意。当时约定半年内还清欠款,并支付利息500元。但因生意亏损,何先生的父亲并未在约定期限内还清欠款。同年底,何先生的父亲因交通事故去世。他经营的工厂也随之破产。一些债主     

法国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中的利益平衡--兼论我国物权立法中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之选择

法国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制度设计充分维护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但对交易安全的维护有所不足。不过,通过不动产留置权、解除诉权、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强制公示制度、相对效力原则以及登记员责任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在总体上最终实现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基本上维护了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在中国的物权立法中,我们不仅要考虑登记对抗主义具有便于统一登记效力、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财产流转等方面的优势,对其制度设计的缺点也不能忽视。在中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下,优先权制度的缺位将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名义权利人和真正权利人的错位将为交易秩序埋下安全隐患,因此我国在物权立法中不宜采用登记对抗主义。     

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法律运行与观念流变

对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失物制度细致分析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古代遗失物制度既非以《周礼》为原型,亦非呈现某种波浪式的摇摆,却很符合直线———断裂的范式。支配着古人遗失物制度立法思想的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观念层:其核心是“失物返还”和“拾遗近盗”,对前者信心的崩溃则带来了明清律遗失物制度的戏剧性转折。理解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是“道不拾遗”的隐喻,正是这个神话,使古人把遗失物问题政治化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立法动机是维持秩序而非确立权利(物权)。在奇迹般的大化之境的背后,则是对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力的渴望和信仰。     

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两个争议问题的比较分析

在"依法治国"及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承包制下的承包经营权,并进行制度的重新设计,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现行人大法工委物权法第二次审议稿为视角,结合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两个争议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两个相关的结论.     

分类公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理想模式--兼评《物权法(草案)》

我国在建立物权公示制度这一重大问题上,既要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立法,也要对以往体制下形成的各种规范进行整理与总结,还必须考虑本土社会的历史与民众的现实生活。本文提出,我国应尊重包括习惯权利在内的各种现存社会规范,建立不动产物权的分类公示制度,使物权法这部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与遵从。     

物权公示效力的再解读

目前正值物权法制定之际,这也许是对物权法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则进行反思和研究的最好时机。很多概念和原则往往已在教学之中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如果对之缺乏清晰的历史认识和反思,就无法明了其产生的条件、意义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功能,难免受盲人摸象之讥。本期热点笔谈之目的,即是期望在这方面作一尝试,希望能为学界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也希望对物权法具体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本期笔谈由华东政法学院金可可博士筹划并组稿,在此特致谢意。     

物权法典规定让与担保的可行性质疑--从让与担保的交易机制出发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以担保为目的的让与交易,其担保机制系来自于担保财产与担保人责任财产之间的分离。物权法典对这种交易的特别规制,本质是强调当事人的担保目的,以控制其交易风险,并部分地阻却民法一般规则的适用。然而,物权法典对于这种交易风险的阻却,需要以担保意思之公示作为操作的平台。或是由于让与担保交易的公示困境,或是由于既有公示制度的存在,使得这个制定法的操作平台无法建立或者无须建立。因此,让与担保交易的存在与实现,是在民法的一般规则下进行的,而不以物权法法典的特殊规定为条件,当事人的担保意思也不应提升到制定法层面,而应在个案中予以关注。     

民法的诞生——《乌尔纳姆法典》的民事规范解读

古代西亚地区的《乌尔纳姆法典》对民事关系有着极为丰富的表述。它既代表了古代西亚地区最早法律文明的昌盛水平,也成为探究民法起源时的首要环节。因此,对《乌尔纳姆法典》颁布之前苏美尔城邦的经济交往关系、《乌尔纳姆法典》的民事规范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空间利用权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空间利用权之概念、特征、性质及其存在条件的分析探讨了空间利用权与空间权之区别及其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关系,针对我国有关立法的现状,提出我国物权法对核心物权土地权利的规定应考虑未来实践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