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行为的定性

<正>正规私募融资是创新、完善金融体系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新生力量,有益于丰富资本市场和满足多元化投资需求,支持创新创业战略并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伴随私募行业发展,不乏从业者将不属行政许可的登记备案夸大宣传增信、误导投资,或从事私募之外的违规业务,甚至借私募之名实施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么,非法集资行为和正常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界限？该问题更存在于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行为的司法认定中。如何通过刑法规制保障金融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立足激发金融市场活力,实现最优化金融调控和刑法调整范围,以衡平打击与保护,须厘清私募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命名

关于命名,中国民间充满了各种有趣的轶事,辑以下三则与读者诸君共享其趣。 “六公斤” 直到上个世纪的７０年代初期,云南省怒江州的州府六库附近还有绿孔雀。据说,在六库城南对面的山上就有很多的绿孔雀,可是当地人并不知道这种漂亮的大鸟是什么东西。也就在这个时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因研究课题来到怒江寻找绿孔雀。他们问老乡有没有见过绿孔雀,老乡说他们晓不得什么是绿孔雀。后来把照片给老乡看,老乡说：噢,这就是我们叫“六公斤”的鸟啊！山那边有的是,老远就听得见它们在叫。 专家们在老乡的指引下找到了绿孔…     

重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研究--大冶市金融服务体系个案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基本单元这一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金融体制改革却一直在试图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实现资源的跨行政区优化配置,特别是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作出适当撤并国有商业银行地、县级机构的决定后,金融格局与经济格局的矛盾在县域层面突出地显现出来,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服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融资难、高存贷差、资金外流严重制约着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步伐。要加快改革和金融创新,提高县市域资金融通能力,应加强政府、金融、企业联动,充分发挥商业银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扩大政策性金融服务领域,增加政策性金融供给;抓住农信社改革机遇,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地方性银行”;扬优质企业之长,发展股份制中小企业股权投资等融资机构;积极探索,鼓励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成立地方小额信贷机构,引导民间金融走出地面。     

宋代民间物权关系的家族主义特征

中国古代民间物权关系随着各个时期宗族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烙印.宋代宗族组织呈现了两极运动的发展趋向:民间宗族组织继承了唐末五代政治冲击后遗留的小家小户的分化趋势,而宋代在新兴士大夫阶级和皇帝提倡下又出现了聚宗收族的历史潮流.民间物权关系作为相应的法律映象也呈双向发展:小规模家庭成为民间物权关系的普遍性主体,其民事主体资格得到法律认可,表现为其私产处分权自由度的提升,而传统的亲邻优先权必然随之弱化;另一方面,族产作为重建宗族、维系族众的经济核心,法律亦相应增容了族产的形态类别并对其增强了保护力度.     

民间借贷中关于隐名借款人的法律责任探究

民间借贷中的隐名借款行为,涉及的权利义务内容较为复杂。它涉及的主体包含了三方主体,即隐名人（实际借款人）、出名人（名义借款人）以及出借人。从法律结构上来看,其包含了实际借款人与名义借款人之间的内部行为,也包含了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外部借款行为。针对隐名借款行为引发的纠纷,应当怎样认定相关合同的效力,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责任的确定,对于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十分重要。因此,需要结合我国法律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的经验,来探究隐名借款人的法律责任问题。     

对我国票据无因性的认识与立法检视

票据无因性是票据制度最核心、最首要的性质。票据无因性是社会信任的体现和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在时间空间隔离的双重作用下的必然导向。对于《票据法》第十条,笔者认为“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割裂了票据无因性。背书连续性是认定持票人是否正当权利人的标志,但法官要综合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来识别票据权利人。民间贴现不能被认定为是合法的基础关系,尽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已经对民间贴现的法律效力作出了规定,但是其禁而不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更引人深思。严监管的高压态势不是我们打破票据无因性的借口,对票据的无因性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关系需要树立正确的观念。     

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日益增多,通过双方当事人举证以查明事实是该类纠纷解决的关键。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多重规定,不同的法官因主观认识上的差异而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导致同类案件往往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妨碍了司法正义的彰显。本文从民间借贷纠纷的定义、特征,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相关概念入手,分析民间借贷纠纷中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难点,从而为完善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分配提出相关对策,以供参考。     

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

经济调制权与市场自治权这对矛盾耦合体,是经济法制建构和运行的基础。两者之间既对抗博弈,又存在合作共生的空间。经济制度的设计扭曲和运行偏差,会导致两权对抗的激化,并扼杀社会经济的内在活力。以“孙大午”案和“铁本”案为代表的政府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管制,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苛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留给民间自主融资的空间十分狭小;市场自发力量基于生存发展的本能只能选择迂回和规避的策略,最终会在监管风暴中触网。这种对抗反映了监管当局对风险的警惕和体制外力量的防范,深层逻辑则是融资机制的不匹配和风险疏导机制的缺失。调制权和自治权并非是直接的利益对立关系,存在协调与合作的空间,关键在于各自准确定位、划清边界,设置适当的隔离和缓冲机制,强化双向信息反馈和机能调整,同时注意制度创新,实现科学发展下的和谐共进。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理论、现实及和谐之道

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乡村民间法系统与国家法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是建设和谐农村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一种与国家法相对立的民间法,村规民约在实际运作中与国家法既存在着冲突,也有妥协,还有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应有效界定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国家立法层面吸纳村规民约合理因素,完善乡镇政府对于村规民约的备案制度,实现司法层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