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流难挡春意--两岸关系2006年新年开局述评

如同眼下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一样,2006年的两岸关系,在春意中也有寒流。陈水扁鼓噪的“台独”寒流新年元旦,陈水扁发表了他在事先就已广为宣扬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他大肆宣扬已被“染绿”和扭曲的“台湾意识”,重弹台湾“主权独立”的老调,再次提出“台湾国家”的论调,特别     

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新变化

法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参与者。然而,早期法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呈现出气候外交战略适应性弱、依赖气候金融援助模式、国家气候政策摇摆性强等特征。以《巴黎协定》为分水岭,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在全球战略、区域外交模式、国内政策选择方面呈现诸多新变化,包括全球气候政治领导意愿上升、气候外交战略呈现多元趋势以及“共识政治”形塑气候政策偏好。     

对当前深化"基础四国"合作的思考

"基础四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与欧盟及美国等"伞形国家"并立的三大关键力量之一,在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以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转向美欧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使"基础四国"面临巨大的压力.随着巴黎气候大会后新的全球减排框架逐步落实、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阵营划分,开始呈现出向"排放大国对排放小国"转变的态势.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明显加剧,"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冲击日益加大.     

后格拉斯哥时代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理论困境与中国抉择

后格拉斯哥时代解决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在于激发全球公众的责任意识共同合作来应对日趋严峻的气候环境问题,因此必须诉诸根本性的气候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气候正义的应然状态,建立在多元主义法哲学理论基础之上,正是吸纳了罗尔斯正义论、内格尔的霍布斯主义理论、世界主义理论的全球正义学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与能力主义的思考,同时融合了国际帕累托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才让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面对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实然困境,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家应坚持“两个共同体”思想的道德立场,以争取气候谈判话语权为宗旨,秉持两类国家区别对待的双轨思路,为解决气候正义的实践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关于不起诉案件转诉问题的研究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 14 5条规定 ,不起诉案件可以转为自诉案件 ,其立法初衷是为了强化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告状难”问题 ,完善监督制约和追诉机制。然而 ,该规定给诉讼理论和实践操作都带来诸多困惑和一系列的问题。     

抵押权追及力的确认及空洞化——《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2款的效力检讨

关于抵押物转让,立法曾有多种处理模式。《民法典》第406条第1款明确了抵押权追及力。该模式有利于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兼顾交易效率与交易公平,是《民法典》的重要立法成果。《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2款确立的“约定+登记”模式则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威胁交易安全,违背物权法定、公序良俗原则,进一步模糊了债权与物权的界分。这一规定极大掏空了抵押权追及效力,压缩了融资机会,对中小企业不利。而且与《民法典》对禁止债权让与约定的宽容态度大相径庭,构成体系违反。“禁转特约”并不具有适当的登记能力,动产登记本身的公信力亦不充分。司法解释也不是突破合同相对性与限制物之流动性的适格法源。“自由转让+追及力”的模式并未忽视抵押权人利益,而是妥善平衡了各方利益,相较“约定+登记”模式更具科学性,应优先适用。     

工会要为企业转型升级加油助力

目前,我国正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的双重压力。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遇到挑战,气候变暖举世瞩目,发展低碳经济已成大势所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节能减排 机制先行——写在《节能减排机制法律政策研究》出版之际

一、节能减排,重在机制 在能源紧张的高油价时代,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后。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反应强烈。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节能减排意义重大。     

论国际托收中委托人与代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

托收作为国际贸易支付的一种方式,长期以来已为许多国家所认可与接受。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国际惯例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国际商会早在1958年就制定了《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为满足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需要,该规则虽已经过多次修改,但例次规则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委托人与代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实践中出现的案件需要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就涉及到对该规则的理解和解释。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本文并没有从单一某国的国内法角度对《托收统一规则》进行解释,而是通过对两大法系代理制度中的有关理论和制度进行分析比较,并结合《托收统一规则》本身的规定来理解,最终认为委托人与代收行之间是代理法律关系;当委托人直接指定代收行时,托收行与代收行构成对委托人的共同代理法律关系;当委托人未指定代收行而由托收行进行指定时,代收行与委托人之间形成转委托(即复代理)的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