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合作中的非合作性博弈困境及其超越

以囚徒困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合作博弈是困扰国际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的关键障碍,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国家集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个体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冲突。如果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协调上失败,极有可能导致集体理性的失控,最终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气候系统崩溃。因此,探讨非合作博弈困境的内部机理并寻求其破解途径,就成为解决国际气候谈判困境的关键。     

前言

我们正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海平面在不断上升,降雨时空在发生变化,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频发,水资源、水循环受到影响,生态系统受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当这一连串糟糕事件发生时,我们曾否想过,它们无一不与人类大规模活动排放二氧化碳有关。人类对地球的污染已经到了非重拳出击治理不可的时候了。节能减排,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关     

“民转刑”案件的特点与化解——以永丰县近三年典型案件为例

通过对永丰县近3年＂民转刑＂案件的剖析,可以发现＂民转刑＂案件呈现发案增长快、危害严重、诱因多为矛盾纠纷的特点,其案发因素主要是当事人素质低、社会管理松弛乏力、排查调处疏漏滞后。为此,防范和化解＂民转刑＂案件的几点建议是：一是加强教育,提升民众素质,促使民间矛盾纠纷的自我消解;二是树立民间矛盾纠纷可以、应当、必须化解的正确理念;三是完善＂三调结合＂机制;四是发挥公安机关的主力军作用;五是建立＂民转刑＂案件责任倒查制和＂三挂钩＂制,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有制度保证。     

能否跨过出口转内销这几道坎

出口以成本、质量为导向,内销则以对消费者的洞察与沟通为导向,存在本质差异。出口企业以往按订单生产,资金投入回收相对比较确定,资金安排比较简单,转内销后销售环节占用大量资金,回收时间较长,不确定性更大。     

刘云山同志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和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正>刘云山同志指出,过去一年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新进展,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一是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氛围更加浓厚。二是切实抓好"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的落实,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和保障力度,公共文化服务得到加强,文化产业实力进一步壮大。四是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有力促进了文化健康繁荣发展。五是组织开展大规模调研,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更加明确。     

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气候变化问题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诸多依靠一国无法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问题。在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中,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通过回顾美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气候变化问题这两个领域的政策和表现,旨在揭示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自由贸易协定:提升我国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

我国要引导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就应该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巴黎协定》之后,"自下而上"的UNFCCC外制度将快速发展,我国的气候话语权建设也不应只局限于UNFCCC,而应适时拓展。缘起于发达国家话语需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欧盟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符合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方向,《巴黎协定》的若干新规定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制度背书。虑及我国在气候和贸易问题上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适时将气候议题引入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我国在气候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具体内容的构建方面,应注意维护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地位,促进低碳产品和技术贸易的自由化,强化气候领域的环境合作,有效提升我国对国际碳市场的话语力量。     

提升韧性 构建智慧安全城市

当前,极端气候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全世界都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加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未知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在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面前,城市往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而这正逐渐成为制约城市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