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治贪术”

汉朝:贪腐官吏子孙禁做官汉朝官吏的贪污受贿犯罪活动种类愈加繁多,大致有受财枉法、监守自盗、挪用公款公物、卖官鬻爵等。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官吏往往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直至弃市。禁锢指子孙禁止做官,这种禁止往往能沿袭三代。而弃市则指判处死刑。宋朝:连坐制累及     

城乡尽开幸福花

位于漯河市北的临颍县因临近淮河支流颍河而得名,秦时属颍川郡,西汉初年置县。境内有汉魏政权交替的历史见证＂受禅台＂、＂三绝碑＂,有隋代石拱桥——小商桥,有宋朝抗金名将杨再兴祠堂及台北知府陈星聚纪念馆等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多处。这里北距省会郑州100公里、新郑国际机场60公里,京广铁路、石武高铁、京珠高速、107国道4条大动脉纵贯南北,省道329横贯东西,是郑州、许昌、漯河中原城市群间的节点县城。     

汉代监察权实体化问题研究

我国汉代监察权的发展问题一直是法律史界热议的问题,监察权发展的过程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法治的发展,更影响了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本文试图从汉代监察机构及监察权发展的过程找出我国古代监察权力实体化形成的过程及原因。     

汉朝的“休养生息”政策

刘邦初建汉朝,接秦之弊,社会经济残破。刘邦及其大臣总结暴秦短命而亡的教训,认为秦朝之所以失天下,"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决定惩秦之失,改     

汉初三阶段:治、富、教

汉初六十多年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刘邦夺取政权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政权。社会稳定以后,到文帝、景帝,发展生产,节约开支,社会达到极其富裕的程度。但富裕以后,汉初社会文明程度较差,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发展教育、提高文明程度,就成为社会的迫切问题。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大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独尊儒术,实现了物质与精神双富裕的盛世。     

奉公尽节第五伦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人,战国时期齐国贵族田氏的后代,其家族于西汉初年被迁徙到皇帝陵园。当时官府以迁徙顺序作为姓氏,而第五伦的祖先是第五批迁来的,故改姓“第五”。     

秦汉时期传统稻作农业科技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一、先秦时期稻作农业技术的初步传入东南亚水系纵横的地理环境以及暖热多湿的气候特征 ,决定在中国古代农作物文化体系中对东南亚农业发展影响最大、亦最为深远的当属稻作文化。以前由于学术界在亚洲栽培稻起源问题上多持印度说 ①,故此 ,在探讨东南亚稻作农业源起时 ,也往往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在艰难地探寻其与印度文化之间的联系交流中。近几十年来 ,随着相关考古资料的相继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许多学者对此论产生了诸种怀疑 ,他们从中国境内野生稻分布范围的广阔、品质资源丰富之程度、野生稻酶谱变化、以及栽培稻考古遗址的密集和时代…     

宋朝怎样吸引外商

太远的不敢说，反正至少从汉朝开始，广州就成了中国大陆跟南亚诸国互通有无的一个窗口。从汉朝往后看，三国、西晋、南齐、唐朝，以及五代十国的南汉，凡是统治区域管辖到广州的朝代，都从进出口当中获得了巨大实惠，一方面财政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有关领导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封面故事：苏州河

河流跨越时空塑造城市，城市失去河流就失去存在的基础，没有苏州河就没有上海，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 发源于太湖瓜泾口的苏州河原名吴淞江，曾是条通海大河。在唐朝水面最阔处有20里，其水清澈，鱼虾满江；到宋朝因淤积水面变窄，但仍宽10里；宋元间百姓迫于过重的税赋围垦吴淞江滩地，到明初水面宽度仅余1里。明朝初年流域洪水泛滥，户部尚书夏原吉奉诏治水分流水势，沟通黄浦江促成“黄浦夺淞”，原是吴淞江支流的黄浦江成了人海的巨流，而吴淞江则风涛渐息，成了一条静静的支流。     

哀孟尝

既有地位的差别，就有利益的冲突。因此，无论是古是今，与民争利还是为民谋利，都是从政为官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范晔《后汉书·孟尝传》中写到孟尝出任合浦大守的事，涉及的就是一个执政为官与民争利，还是执政为民造福于民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