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监督淡水河、石马河的“两河”污染整治至今历时7年,监督方式方法创新较多,力度较大,成效明显。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运用“两河”治理经验,重点监督广佛跨界河流、深莞茅洲河、汕揭练江、湛茂小东江的“四河”污染整治。广东省有关部门和流域各市将通过完善现场巡查、交叉执法、联合执法、抽查稽查等方式,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两河”“四河”流域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在“两河”“四河”流域设立跨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调解工作创新升级的路径分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     

从四个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覆盖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我们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来准确把握这些显著优势。政治上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的显著优势,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量。     

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治理机制——基于四川省X县的现实考察

在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基层党员干部的"微腐败"问题是影响精准脱贫工作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扶贫项目管理过程、政策制定执行、工作责任意识三个方面,需要从资源配置、思想认识、地方发展和制度建设中寻找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四川省X县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将整治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构建起协作型立体化监督机制、点对点聚焦型问责机制、多层次科学化管理机制、全覆盖信息化沟通机制和容错纠错灵活型激励机制,着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以苏州正荣书院项目为例

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迁移速度日益加快和人口规模的日趋庞大,生活节奏和方式的不断变迁,给社区的传统功能和管理方式带来挑战。现实呼吁社区治理必须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向多参与主体模式转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跨部门合作带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创新和活力。     

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不断加快,并面向未来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同时会带来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型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型城市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维度,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特大型城市防范和治理这种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     

嘉兴 以“法治、德治、自治”为内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2014年以来,嘉兴市以"三治"(法治、德治、自治)为内容,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初步形成具有嘉兴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成为浙江省社会治理"六大机制"之一,多次得到省委领导的批示肯定。注重发挥"法治"核心作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硬实力"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加强社会治理,为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根本保障。一是坚持科学决策,提升依法行政。始终把依法维护和保障群众的合法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要点问答（摘选二）

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对全会《决定》进行了全面阐释,是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权威辅导材料。本刊摘选其中内容,以飨读者。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