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理论逻辑、实践困境和对策建议

面对金融机构频繁出现的负外部性问题,传统公司治理理论解释力渐弱,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不失为可选之策。基于对A股上市金融机构党建工作的实地调研和实证评估,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金融机构治理难点在于金融机构经营目标需要重新塑造,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具体方式需要探索,党组织与其他治理机构关系需要协调。未来需要强化党组织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党组织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途径和提升金融机构党委委员综合能力素质。     

迈向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区建设塑造了城市社区体制,其理想目标是完成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共同体建设。但实践中长期存在“强服务弱治理”问题,造成其理想目标均未充分实现：基层政权建设基本实现社会覆盖,但尚未实现社会嵌入,呈现“半悬浮化”特征;社会共同体建设浮于建制社区层面,自然社区则陷入“社会失灵”。新时代的社区建设,应以构建治理共同体为抓手和目标,将重心转移到社区治理上来,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催化作用,实现自然社区社会合作和自治的实质性突破,提升居民社区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最终形成现代社会共同体。     

全球海洋治理的软法之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海洋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日趋严峻,现行以国际硬法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而海洋事务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敏感性,使得无论是修改现行的硬法抑或是出台新的硬法都难以一蹴而就。国际软法凭借更强的可塑性和灵活性等优势,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软法缺乏强制约束力,其在实践中存在权威性不足、加深集体行动困境以及加剧现有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局限。为充分发挥国际软法的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应不断探寻优化路径,包括努力提升国际软法制定的正当性、合理设定国际软法遵守的奖惩制度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软法与硬法的衔接适用。作为正在迈向建设海洋强国征程的新兴大国,中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软法的制定,积极利用与搭建助推国际软法发展的话语平台,科学选择国际软法介入的治理领域,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激励与职业发展——兼论面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干部培养路径

社区工作者是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构建完善的激励与培养机制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区工作者经历代际更替与工作嬗变后,新生代社工被认为普遍面临职业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精简社区行政负担,另一方面要在住宅小区业主自治事务上建立起催化合作机制。在催化合作的新型群众工作中,混合式激励能够更充分地释放激励效应,社区干部培养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实现正向循环。     

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实践难题及其制度破解

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存在行政处罚认定性难题、界定性难题与权责性难题。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缺陷、约谈制度对行政处罚的潜在影响及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机制供给不足是导致现实难题的制度性因素。真正的核心与要害在于制度,通过体系结构、重点领域、内容分级管理方面弥补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缺陷;正确解读与合理运用网络内容治理约谈制度,在协同治理理论下,实现网络内容治理约谈制度法律本位回归;构建完善网络领域行政处罚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行政处罚执法协作机制、行政处罚程序监督机制,实现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实践难题制度性破解。     

从下派到下沉:干部服务基层长效机制研究

干部下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政治经验.本文以"帮扶式"下派为对象、以驻村指导员制度为案例、以"嵌入-衔接-执行"为框架对干部下派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尚存在结构性排斥、沟通阻滞及下派干部作风不实等困境.应从嵌入场域提升各主体对下派干部的接纳度、加强科层衔接和政群衔接提升信息反馈效率、内在动力与外在约束相结...     

电动自行车非现场执法主流技术手段分析 ——以深圳、上海等城市电动自行车执法管理为例

电动自行车由于便捷灵活的特点,已成为我国大部分城市市民出行和相关运营企业重要的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存在随意交通违法、车辆乱停乱放、交通事故频发、盗窃时有发生等城市治理顽疾,因此,电动自行车治理被公安部列为全国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的重要任务.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价值与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治理话语,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社会治理共同体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因此,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协调配合,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