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治理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立法建议——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可分为核心层、协作层、支持层和外围层,主要存在尚未完全整体化、尚未完全科学化、尚未完全规范化等不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商业贿赂的罪名界定具有全面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认识具有科学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规定具有适用性,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现行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尽快实现国际化和现化代,进一步扩大贿赂的主体范围、内容范围和方式范围,健全法律责任体系,加快治理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     

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以一种不断强化的群体形式加以体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学院动态

学院召开五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暨2023年工作会议2023年2月7日,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召开五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暨2023年工作会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党组组织部副部长侯占宁参会,充分肯定了学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介绍了集团公司2023年员工教育培训的工作思路和重点安排,对学院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院长赵玉建传达了集团公司2023年工作会议精神,作题为《深化融合转型抢抓发展机遇全面建设新时代集团公司人才强企主力军》的工作报告,党委书记钱兴坤作总结讲话。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研究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再次传递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本文结合企业工作实际,围绕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深刻阐述治理“微腐败”的重要意义,总结梳理“微腐败”的特点及其危害,分析研判其多发频发的原因,研究探讨治理的对策。     

论中国式现代化三次重大转型及其规律性特征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来的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发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其在新中国70多年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每一次转型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主要任务都是很不同的,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三次转型都取得了巨大成果,从而成功地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诸多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规律性特征,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与指导性意义。     

全球秩序及其转型：基于转型框架的分析

全球秩序的转型并未遵从线性因果的单向逻辑,而是纷繁因素动态交互的迭代结果。其中,以全球化为代表的演化场境为全球秩序提供了外部环境,以全球治理制度为代表的制度维系了全球秩序的稳定结构,以网络技术、全球社会运动、国内政治、新兴国家、全球危机为代表的创新生境成为推动全球秩序转型的关键。此外,全球秩序由于其较强的秩序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并不仅仅受制于全球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基于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的紧密关系,本文提出以能动性全球治理加速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三条路径,即通过重视过去被回避的权力要素、增强多元主体的关系协调以及实现治理思路的创新,发挥全球治理的能动作用以实现对全球秩序的保障与维护。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走势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报告上线

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两个大国,尽管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挑战。网络安全在过去近十年一直占据着中美关系议程的重要位置,不仅得到了两国元首的高度重视,两国政府也建立了多个对话渠道来管控双方在此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历经近十年发展,中、美两国围绕网络安全问题互动的内涵在不断扩展,挑战也不断增加。2020年以来,受技术竞争、地缘政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多重影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不断加剧,前景不容乐观。本院联合国内网络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推出研究报告《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英文版名: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A New China-U.S.Cybersecurity Agenda),研判相关问题。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全球治理一度呈现出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突出特点,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