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股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缺隐及其完善

我国股份公司监事会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监事会的组织制度，职权制度和责任制度等三个方面分别指出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极其浓厚的国度。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人治”观念、“官本位”观念至今仍在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就立法而言，用现代法制的标准来审视，过去我们不少法律法规的制度设计也往往打上“人治”和“官本位”的烙印。比如，某些拆迁条例注重的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权力，而常常忽视市民的合法权利，从而造成了许多滥用权力、野蛮拆迁的事件，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影响了社会稳定；     

再论人治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治传统而法治传统相对缺少的国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五大提了出来，并在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终于使我国在法治的轨道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经济刑事立法中存在的六个问题

<正>1.经济刑事立法不能与打击经济犯罪同步协调发展,缺乏适时性。随着新型经济关系的不断涌现,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各种新的经济犯罪现象和类型。如"官倒"、"法人犯罪"、"行业犯罪"、破坏国家资源方面的犯罪,污染食品、环境的犯罪,侵吞私营企业和承包经营企业财产的犯罪,破产诈欺、贷款诈欺、保险诈欺方面的犯罪,哄抬物价、坑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犯罪等。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刑法尚无明文规定。     

刑法例外规律及其他

<正> "例外"就是在一般规律或认定之外。"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普遍的不断重复出现的特点。一般说来,例外和规律是两个对立的概念。然而近代刑法规范的例外,不分国界,不断出现,长期存在,使刑法实际处于不断改革之中,从而推动刑法本身的发展。从宏观时、空上看,刑法中的例外是一种普遍现象。既然如此,它就必定具有某种规律性的特点,本文称之为"例外规律"。这是一个尚未开发的课题,有探讨的必要。     

论权利主体

权利主体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公民)和作为权利主体的大我(法人).个人只有取得公民的资格,拥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拥有权利能力的指向物时,才能成为权利主体.大我是公意的人格化或人格体.在法人行使权利时,支配的自然过程与支配的社会过程必然发生分离.权利主体之间最基本的原则是: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权利主体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从企业法人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

本文首先从Corporate Governance的释义入手,分之为企业法人治理(公司治理)和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继而联系了非营利组织兴起和全球性结社革命的背景,并回顾了若干有关于非营利组织与公司治理的论点和事例.接着追溯了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概念的源流,最后结合中国现实背景提出了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这一重要命题,给出了作者的展望与建议.     

儒家理想人格与当代人的全面发展

儒家的理想人格设计在历史上对我国文明与人的发展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代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 ,儒家理想人格仍然有其独具的优越性。它所提倡的尚义崇仁、追求至善的价值目标 ,好学深思、通古博今的人才范式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内在品格 ,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广阔胸襟 ,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继承学习的闪光之处。当然对于其中的价值取向神圣化、片面化、不公化、保守化的糟粕思想及其对当代国民心理的影响也要进行全面的批判与深刻的反思。     

早期儒家的“时圣”人格境界义解

早期儒家的“圣人”人格理论构想包合看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理想的，具有终极性价值的“内圣外王”人格境界，另一个是现实的、具有实践价值的“时圣”人格境界。在早期儒家人格理论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圣”的人格境界存在看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思维转型态势，这种思维转型态势是与早期儒家对于“时”的认识深化过程存在看密切的联系。通过以“时”援“圣”，以及将非主体性范畴——“时”的主体化努力，早期儒家在现实价值实践中也完成了从汲汲于“内圣外王”人格境界向“时圣”人格境界诉求的转型。     

浅论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

创造性思维是发散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横纵思维等多种思维形式的结晶。作为一种心理品质,创造性思维必须符合开拓性和独创性、灵活性和应变性、探索性和对应性、现实性和有益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跨越性和突变性等基本要求。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不只是智力的训练、思维方法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创造性人格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