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我国公司法律制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设立的,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现代公司制度,在我国公司法的公司法人制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随着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现象不断出现,公司法人制度已面临来自其制度本身缺陷的严峻挑战,已成为我国立法界和司法界无法回避的问题。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已被2006年开始实行的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下来。该制度虽被称为＂公司人格否认＂,但却是以无视公司人格的方法,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因此,它实际上是《公司法》的一项补充性制度。本文在对公司法理论及公司法立法进行考察后认为,在中国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公司人格否认需要得到相当谨慎的适用。本文拟就我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简要探讨。     

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对策——以浙江省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试点改革为例

文章通过对浙江省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试点改革的考察发现,虽然试点单位基本搭建了法人治理结构框架,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但试点工作还存在法人治理流于形式等诸多不足.需要从重塑政府角色、建立出资人制度、强化理事会作用等方面进行完善,并确定合适的方向和路径,建立健全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架起现实与规则的桥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中默默奉献的“立法人”

时光荏苒，又是一春。2011年3月10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吴邦国委员长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工会法定"代言人"地位的缺失与重构

中国工会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取得了职工权益的"代言人"资格,但其功能的发挥长期以来却被政治性、行政性因素所抑制,故亟待从法律上予以澄清,并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工会性质,从工会职能、经费、领导体制、组织方式和责任能力建设等多方面入手,进行深层次改革,还原其独立社团属性.     

特殊型职务作品的界定——最高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解析

一、引言 职务作品是公民为了完成其所在的法人单位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其产生与公民所担任的职务紧密相关，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完成任务而创作的作品。它既不同於公民个人的作品，也不同於法人或其他组织委托的作品。     

组织机构代码与我国的法人及法人制度

阐述了法人制度对组织机构代码工作的基础性、决定性意义和手段作用;论述了法人制度对组织机构代码工作的重要影响;分析了代码管理体制对法人制度改革的要求并提出了与代码和法人制度建设相关的政策建议:科学地规划《民法典》的法人架构,为代码工作提供规范、稳定的法人制度;根据法人的审查、登记和监督职能的划分,合理界定法人登记注册机关与代码登记机关的职责分工;进一步完善非法人机构的登记工作。     

确定94项新行业、新业态

目前众多新业态已远超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范围，以致“取名”常卡壳；办理项目变更时，经营范围用语中“字号”、“行业表述”、“组织形式”等法定组成部分又难以准确表述。去年7月起，市工商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上海相关产业指导目录及配套政策，     

公产与私产的分立及其刑法规制研究

一、公产、私产及其演进人类社会早期,自发分工条件下,人们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并无财产及所有的概念。但是,随着原始的自然分工逐渐被自发的社会分工所取代,人类有了你的和我的概念的区分,私有制或私有观念便开始统治人们的行动,阶级以及国家由此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

民法总则草案在法律结构合理性、概念准确性、制度目的性、体系逻辑性及法律规范可操作性等方面确有很大提高，基本上体现了民法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但尚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余地。建议删除草案第6条第2款“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自觉维护交易安全”。建议保留《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和第3款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建议恢复室内稿关于营利性法人决议无效及撤销的规定，并相应增加关于捐助法人决议无效的规定。债权发生原因中，建议删除单方允诺。建议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为5年，增设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10年诉讼时效期间，并增设未成年人受性侵害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特别规则。     

法人犯罪立法的批判性政治解读

自1987年通过《海关法》规定法人刑事责任以来,立法机关从未停顿过扩大法人犯罪范围的步伐。在1997年之后通过的一部特别刑法与八个刑法修正案之中,有近半的条文规定了新的法人犯罪。但事实表明,日趋严格的刑事立法在预防法人犯罪方面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与死刑立法相似,徒具象征意义与符号意义。对当前法人犯罪立法的政治解读表明,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法人,尤其是国有企业而言,受到刑罚制裁的概率很小,而且犯罪成本很低。但是,法人犯罪立法的扩大,能够将公众注意力从制度本身转移至孤立的事件乃至个人,能够为选择性执法提供更多的机会,并减少法人乃至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