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进路与反思:1980—2020

新时期以来基础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进路,目标模式由提高国民素质与培养人才的二元模式、"应试教育"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转轨模式,走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融合模式;体制机制由权责向地方政府下移、向市场和社会让渡,走向形成系统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体制机制;路径方略由重点领域突破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围绕中心目标开展系统综合改革,走向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全面深化改革。比较而论,基础教育改革顶层设计具有相对滞后性,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缺少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面向2035教育现代化,基础教育改革应增强顶层设计的基础性与先导性,加强社会参与和监督,建立完善的实施机制、评估反馈和问责机制。     

构建科学发展的体制基础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认清新时期改革的新特点,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主要任务,推动改革在重大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欧美保障科学数据共享法制探究

本文运用国外实例,具体研究和分析了欧美保障科学数据共享法律规制的四大特点,即鲜明的科学数据共享法制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原则、完善的科学数据共享法律法规体系、运用有效的立法手段来完善科学数据共享法制、将立法手段与管理手段相结合来完善科学数据共享法制。借鉴国外的这些成功经验,对加强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法律规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公安派出所的发展与改革

派出所是人数最多的公安基层单位,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窗口和纽带,抓基层,首先是抓派出所,可以说派出所的发展与改革,关系到"三基"工程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公安工作和队伍战斗力的全面提升,甚至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公安机关应把派出所建设成为真正的综合性的战斗实体,要加强警署改革,转变派出所职能,创新勤务机制,深化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     

走向谈判的工会:党巩固阶级基础的政治架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联结工人阶级的纽带,是党实现执政使命的重要组织资源。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传统体制的制度约束,工会组织亟待摆脱“制度性弱势”,完成党巩固阶级基础的“传动装置”的再启动。因此,需要在党的推动下实现工会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工会维权机制,提高工会组织的代表能力,赢得职工群众的信任,这有利于增强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层面的政治合法性。     

我国征集股东委托书法律制度的实证分析

征集股东委托书制度是以股东投票权代理制度为基础,体现股东平等原则并有效保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保护公众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的公司治理制度。我国公司制改革和证券市场运行起步较晚,现行立法中涉及到征集股东委托书的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善,实践中征集股东委托书的操作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可见在我国建立征集股东委托书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论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它体现在刑事立法层面。刑事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凡是违背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定的具体刑事立法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宪法原则为刑事立法确立了边界。(2)它体现在刑事司法层面。刑事司法不能违背宪法原则所体现的价值。这种价值的贯穿主要取决于司法人员对宪法价值的内心崇奉,以及严格适用体现了宪法原则的普通刑事法律。宪法原则不宜成为刑事裁判的直接依据,刑事判决不能以违宪审查的方式被推翻。     

谈如何切实提高基层所队战斗力

<正>一、基层战斗力在整个公安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基层,指公安机关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群众最基本的战斗实体,主要是“三所”(派出所、看守所、车管所)和“三队”(刑警队、巡警队、交警队)等基层所队。基层是公安各项工作的基础和根本着力点,公安工作部署、措施靠基层落实,公安工作的成效靠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权威与议题联盟选择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是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外的系统重要性国家（或国家群体）。什么影响了它们组建议题联盟时的选择变化？本文认为解题的关键是权威,即一方在国际制度中引领他方、使他方自愿跟从其所提治理规则的能力。权威能分离成权威追求和权威基础这两个子因素：前者指追求在国际制度中进一步引领他方,后者指在国际制度中已具备的使他方自愿跟从自身治理方案的能力。本文假设,权威追求的差异导致对于议题联盟对象的选择差异,权威基础的差异导致对在议题联盟中所扮演角色的选择差异。据此可形成一个包含四种议题联盟选择的解释性类型学框架：集团内追随、集团内领导、跨集团追随、跨集团领导。对欧盟和巴西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案例分析能够对此进行验证。     

中国话语能力的内涵意蕴、生成基础及价值意义

中国话语能力是中国话语在其生产和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体包括中国话语的原创生产能力、引领实践能力、反思批判能力以及理念贡献能力。中国话语能力不是预成的,也不是既成的,而是在其生产和实践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它生成于话语思想的科学性、话语立场的人民性、话语追求的时代性和话语目标的多向性。中国话语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它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