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指标:适度政府与统一政府

适度政府与统一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和重要指标。调整和重构政府与社会、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关系 ,从全能政府走向适度政府 ,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内容 ;认识和实践统一市场、统一政府和统一法制的逻辑关系 ,通过法制统一实现政府统一 ,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选择。行政许可法制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适度政府建设、抑制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和建设统一政府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主党派要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55年执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提出和确立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一系列新的执政思想和应对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进步.它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在政治生活领域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作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中央无疑面临着如何加强自身参政议政能力建设和提高参政议政水平的重大课题.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     

从民主反腐到法治反腐--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反腐败思路的比较研究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反腐败工作 ,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反腐败思路。毛泽东首开“民主反腐”新路 ,邓小平继之于“法制反腐”新途 ,江泽民同志又发展到“法治反腐”新域。比较他们的反腐败思路与对策 ,对当前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性思考

中国法制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类型归属 ,探讨了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特点和规律 ,以及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路径 :实现“两个结合”、“两个转变”。     

充实整合乡镇安全稳定工作力量 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安全稳定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农村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法制保障。随着重庆市农业税全免政策的施行，乡镇工作改革势在必行，乡镇工作力量必须重新调整。本文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试从当前重庆市乡镇安全稳定工作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的角度，阐述在改革中充实整合乡镇安全稳定工作力量，对于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城市发展与公民人格养成

城市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趋势,是社会与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结果.城市发展内涵着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科学、健康的人格养成.科学、健康的公民人格是城市发展的软环境需要,是支撑城市道德文明的基石.城市发展是社会经济繁荣、政治文明、文化进步的集中体现,是公民人格养成的主客观环境.同时,城市发展也对公民人格的养成提出了内在规定性,如法制与道德原则、独立与自主原则、开拓与创新原则等.     

依法治国的制约因素与实现途径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战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理性选择,是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重要保障机制。它的重要性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伦理道德转轨重建、政治文化现代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几个方面决定的,而我国的国家权力者、国家管理对象、国家治理工具和法律法规体系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导向等各方面的现状决定了依法治国战略实现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文章最后认为,要实现依法治国战略,完善法制是基础,依法行政是关键,公正司法是保障,法治文化建设是补充,只有具体落实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才是到达依法治国理想彼岸的根本途径。     

超期羁押28年案件凸现我国人权法制的软肋——关于谢洪武悲剧的法理与制度分析

超期羁押28年的谢洪武案件是我国人权法制实践中一个悲剧性的典型案例,暴露出我国人权保障机制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主要是法律理念严重滞后、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价值取向发生偏差;在人权入宪的背景下透视我国人权法制发展问题,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立足点推进法制转型,特别是推动法律观念革新和人权法制创新,这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当前自然遗产保护的法制缺陷及其完善建议

目前,国际上对自然遗产保护已经有了一些立法,我国也有了一些法规。但是,现有的国际法律与国内法律都存在一些缺陷,无法有效、充分地保护自然遗产。因此,应对现行的保护自然遗产的国际法律与国内法律进行完善,并妥善解决二者的衔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