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全球金融乱世如何收场?

小国寡民有何不好?欧元区危机对大统一模式提出了疑问。就在几年之前,对许多国家来说,能够加入欧盟和欧元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欧盟和欧元区被视为通往集体幸福的康庄大道。连一些欧洲之外的国家也想加入欧盟。以色列和土耳其地理位置上不属于欧洲,土耳其至多是少半个欧洲国家。但这两个国家也曾眼巴巴地要加入欧盟。但今天如果能够再选择一次,很多国家不会选择入欧元区,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其政策设想一贯秉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并与政府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本文拟简要梳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历史流变,考察外交关系委员会影响美国外交的方式,探讨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革新开放后的越南外交战略与中越关系

1986年越南开始实行革新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越南政府不断调整对外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是越南最重要的邻国和地区重要的国家之一,在越南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当前处于最友好时期。     

柬埔寨问题与新加坡地区外交的转机

柬埔寨问题是东盟做为外交共同体出现于国际社会的关键,展示了东盟及其成员国为地区事务所做的共同努力,新加坡表现尤其活跃,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促进柬埔寨抗越力量的联合、促使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的出现为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改变了其地区形象,增强了其对地区合作的信心。柬埔寨问题是新加坡地区外交的重要转机。     

非传统外交:当代外交理论的新维度

外交是一个长期被混淆的概念,中外学者均将外交与对外政策等概念等同起来,严重影响了对外交的学术解释。事实上,外交在本质上是一种执行国家使命的代表行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外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塑造了国家间关系的新情境,推动现代外交发生结构转型。主导国家间关系的传统职业外交范式正在向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并重的范式转型。政府垄断外交的格局被打破,媒体、企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宗教等成为外交圈中影响巨大的行为体。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关于非传统外交还缺乏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理论界内部的学科分化严重制约了对非传统外交的研究。中国外交学界应重视对非传统外交的研究,将非传统外交作为当代外交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大力推进非传统外交。     

中国外交的伟大历史征程

新中国对外政策发展至今经历了几个重大历史阶段:一、毛泽东外交思想为中国外交奠定基础,使中国外交从20世纪50年代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转向70年代联美抗苏的一条线。二、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领导实施了中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调整,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住了两极格局瓦解和世纪之交国际风云剧变的重大考验,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三、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变化沧海桑田,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习近平同志提出并领导实践的外交思想,已历史性地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纵观历史,中国外交之根本宗旨,正是始终服务于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征程。     

“奥巴马主义”的变奏——奥巴马执政后期的对外政策

以2014年为时间节点,正当奥巴马政府开始投全力打造“奥巴马主义”外交遗产的时候,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重大变化使“奥巴马主义”遭遇了严峻挑战.为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打造“奥巴马主义”遗产与回应挑战、质疑之间维持艰难的平衡.一方面,奥巴马坚持“奥巴马主义”的基本要义,坚守对外干预的门槛,另一方面,对挑战和质疑做出回应.两者动态的调适构成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线索.但奥巴马政府的努力进一步凸显了“奥巴马主义”的困境.“奥巴马主义”与特朗普的外交主张之间并非完全的南辕北辙,在“收缩”、“内顾”等主张上存在着内在一致性.     

泰国:2017年回顾与2018年展望

2017年,泰国新宪法经国王拉玛十世签署正式颁布实施,“大米典押案”宣判,前总理英拉潜逃出境,大选未能如期举行,政治社会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经济增幅为4.0％,外贸、引资、汽车销量和入境游持续增长,中泰高铁合作项目正式动工,电商市场迅速发展;外交上,泰中关系升温,泰美关系正常化,泰日关系稳固,与东盟国家保持传统关系,与欧洲国家恢复正常关系.2018年,泰国军政府是否能够顺利举行大选仍是个变数,经济有望实现4.2％以上的增长,对外关系将逐渐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