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到行政系统外部找资源--关于新时期社区工作的思考

社区工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项工作的推进隐含着多方面的变革。新时期的社区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武器,把着眼点放在引导居民自治上,放在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上,放在到行政系统外部找资源上,只有这样社区改革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才能与时俱进创新基层的管理体制。一、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计划经济下的人是“单位人”,单位包干制使干部职工的社会活动方式很少与社会发生联系,政府干了许多不应该干的事情,也养成了群众对政府的依赖习惯。体制改革把人们的各种关系归属到社区,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包干制中走出来,从依靠…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善治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加速发展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我国政权的性质和谋求发展的政策取向决定了我国对善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对于我国善治的普遍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资本运营中的信用基础

基于主观上的诚实和客观上对承诺的兑现而产生的信赖和好评之信用 ,是当前资本运营活动的基础。作为一种经济活动 ,资本运营有其自身的特性 ,而我国企业信用低、资本运营行为盲目 ,以及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立法缺陷 ,加上政府的不当干预等因素 ,特别是企业资本信用、企业行为信用和社会环境信用的不足 ,都影响了资本运营的正常发展。增加信用立法、重构企业信用、完善政府信用、加强司法信用是保障资本运营的前提条件。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综述

“资本”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近年来，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论证了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丰富和创新了传统的资本观念，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我们对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深化，同时也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一、资本概念发展的脉络资本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概念，其内涵和构成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丰富多样。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的古典政…     

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概念,其含义、测度、作用特点等被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所关注。社会资本的定义繁多,对其测度的难度很大,但是,作为源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的无形资源,它对社会与经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是建立在社会协同基础之上的。重视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对其实行有效率的管理,发挥最大的协同作用。     

坚持与时俱俱进精神 创新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也关系到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生存和巩固。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上，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了“与时俱进”的精神，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使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概念之后，十五大又提出了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要把“按劳分配制度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结合起来”以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对我国包容犯的立法例之探析

包容犯是法定的一罪和加重的犯罪构成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罪数形态,在我国新刑法中存在多处包容犯立法例,其和结合犯、吸收犯、牵连犯等一罪的形态存在差异,对包容犯应依法按照包容罪名的加重构成论处。包容犯立法例存在一定事实和逻辑上的依据,体现了立法者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但包容犯立法例也存在不少弊端,刑法学界应在对包容犯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比较论证的基础上来探讨这种立法例的存废。     

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一对天然的悖论

齐玉苓一案引发了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司法化的大讨论 ,按照普遍的共识 ,宪法司法化昭示着宪法的司法适用 ,是指具体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时直接援引宪法进行断案。这一概念如果是民法和行政法出现缺位时是可以适用的 ,但如果刑法对某一行为没有相关罪名 ,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 ,致使宪法不能适用到刑法领域。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     

论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程序法定原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刑事诉讼法原则,该原则的确立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程序法定原则的理论根基、我国的立法选择和司法实践等方面加以分析,以期推进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全面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