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与经济发展高端论坛”综述

<正>2014年5月24~2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与经济发展高端论坛"在青岛顺利召开,来自中央司法机关的专家型领导,全国刑法学和犯罪学界的知名学者,以及企业界和律师界的近300位代表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本次论坛会议紧扣时代脉搏,集中于"企业家职务(腐败)犯罪防控"、"集资类犯罪、公司资本犯罪的立法检讨与司法反思"与"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理论前沿与实践"三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正当性:基于债权人保护功能的法经济学分析

我国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额,废除法定的验资程序,采用完全认缴规则,工商登记不记载实缴出资等。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是降低公司设立成本,改善营商环境,但引发了关于债权人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对于2013改革前后债权人保护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2013改革引入了债权人保护机制的新范式,而且比改革前的公司资本制度可能更为有效。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法律改革理论的角度看,2013改革在债权人保护方面提供了法律净收益,在方向和内容上具有正当性,符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总体改革精神,但改革过程付出变法成本,特别是由于一些争议问题而导致的间接变法成本,建议及时处理这些问题,以后公司法改革应提供成本收益分析的评估报告。     

持续推动江苏企业科创板上市

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党中央决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江苏是经济大省也是科技大省,深入把握科创板政策机遇,持续推动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对于加快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浅论清算费用中破产管理人报酬的确认

本文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发现我国现行破产管理人报酬确认的空缺,再通过剖析立法中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争议,通过其法律地位的确定,自然推导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确认方式.文中辅以分析破产管理人之职责与义务,确认其应相适应的权利;最后通过理论总结,揭示破产管理人报酬确认之意义.     

形式刑法观之提倡

当下,随着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教义学转型,对于刑法解释方法与立场的讨论如火如荼。其中,"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纷争与对垒,系刑法解释的"根本之争"。形式解释论要求先审查构成要件符合性,再判定是否实际地法益侵害。而实质解释论则习惯于先从实质上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再从形式上判断构成要件符合与否。在入罪与出罪之间,二者立场截然相反。基于两种解释方法的对比分析,形式解释论显然更为合理和值得提倡。     

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治理优势，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而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乡规民约的发展却遭遇了村民参与度低的问题。本研究结合对宁波农村乡规民约的实地调研，尝试以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国家层面正式制度的影响，社会层面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个体层面内化因素的影响开展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自觉，以此来重新挖掘乡规民约的内在价值及治理作用，让乡规民约继续焕发活力。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证成与实践

在地方不拥有税收立法权情形下,地方财政便会依赖公产财政、公债财政和收费财政等非正式财源.而依靠非正式财源获取财政收入,不仅筹措财源的能力和规范性都会极大降低,且有悖于税收国家的法律理念.鉴此,可以赋予地方具有法定外税收立法权,进而获取稳定规范的地方财源.从法释义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法律并未明确禁止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但仍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实现中央的授权并突破现有政策性文件的禁锢,从而保障和规范地方税收立法权.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不仅应在《立法法》的一般性授权下运行,而且需要以《地方税通则》作为准则性依据.同时,法定外地方税的立法需要遵循地方税条例主义,并以地方性法规明确法定外地方税的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