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辩护制度之法解释学分析与本土化改革

强制辩护制度是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一种路径选择,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完整意义上的强制辩护制度.虽然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在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功能上与强制辩护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存在量刑适用范围有限、强制性与自主性关系模糊,以及程序性制裁要件阙如等制度缺陷,导致其与强制辩护制度存在差距.未来在...     

"家庭"的时空演化:工业社会转型下家庭转变的历史解读

家庭转变是21世纪初社会所面临许多重要问题中的一个争议焦点.在绝大多数工业国家共同迈入老龄社会的背景下,家庭往往成为所有社会制度改革的核心,对它的认识和意义的探究至关重要.研究以家庭的概念化建构和现代家庭转变的多样化现实为依据,从制度结构、婚姻、亲密关系等多个角度,就工业社会转型中家庭形式的历时转变进行表征描述与趋势分...     

《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分析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法律思维的逐步提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然转变成应对严峻生态环境问题、维护生态可持续性的一条重要途径,应借助法律工具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权利,顺应环保事业的时代发展趋势。本文从公众参与原则的含义及其相关理论入手,阐述了公众参与环保的主要内容,最后提出了完善《环境保护法》中公众参与原则的相关建议,包括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方向,提升公众参与规范化、程序化,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建立环境奖励机制,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等。     

《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研究

在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中,公众参与原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其是科学有效解决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途径,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程度,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生态环保意识与城市生态文明发展程度。本文将进一步对《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展开分析与探讨,旨在提出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的相关意见。     

刑法教义学视角下的高空抛物罪相关问题分析研究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高空抛物行为正式进入刑法,高空抛物罪成为一项专有罪名。与此同时,在刑法理论学界针对高空抛物的解释论领域的各种争论也是如火如荼。本文从刑法教义学的视角,对高空抛物的法益归属、主观罪过形式以及“情节严重”的限缩解释进行分析评价,助力司法实践中高空抛物罪的准确适用。     

电信网络诈骗下刑法的技术化与结构转型

电信网络诈骗作为一种新型犯罪,突出揭示了刑法在应对数字化犯罪中的不足。数据刑法的构建面临着迫切的社会需求。电信网络诈骗的数字化特征主要为财产损害的数字化、行为特征的操纵与配合以及风险的全局化,现有我国《刑法》在对其应对上存在客观方面构造局限、法益评价狭窄和情节类要素适用模糊的特征。对此,数据刑法要求刑法在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应对上重新定位相关罪状表述,在诈骗罪构成要件上宽松化理解;扩大法益类型,纳入信任法益;对情节类要素独立化处理,使其等同于数额要素。     

家庭视野下隔代探望的必要性与法律保障

隔代探望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重要体现,它是监护人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我国立法上对隔代探望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其落实存在各种分歧。对此,法律上应当尽快明确隔代探望的基本原则、启动条件、实施方式、限制情形和实施保障,推动隔代探望更为合理地落实。     

解散清算过程中应用“七步法”完成员工安置方案设计分析

本文通过介绍“七步法”的理论框架,结合员工安置方案的设计和准备分析,探讨如何利用“七步法”妥善完成解散清算过程中的员工安置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将从清算项目启动和完成时间、员工安置方案的相关分析、方案实施过程的员工管理、针对解散清算方案的外部沟通以及公布最终方案的给予落实等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论葡萄牙法对澳门地区的影响历程

澳门地区现行法律制度以葡萄牙法律为基础。自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法律对澳门社会的影响逐步加深,至19世纪中叶,澳门社会基本奠定了葡式法律体系的基础。葡萄牙法对澳门的影响经历了三个时期,所产生的影响的态势及澳门地区独特的法律发展之路说明: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可以和平共存、共同发展。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