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作品权益保护对知识产权法的挑战与对策

数字化作品以虚拟、数字形式存在,虽然具有传播范围广等优势,但相应地网络盗版侵权、不正当竞争问题层出不穷。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起步较晚,多数法律条例普遍适用于传统实质性作品。因此本文拟结合文献资料,针对现行知识产权法下数字化作品权益保护存在的难题展开论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对策。     

孝道变迁视阈下的农村家庭养老研究

文章在对传统孝道与农村养老的关系阐述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在当今孝道观念淡薄、老人经济地位下降、家庭重幼轻老、学校教育失灵、道德舆论约束失效等因素影响下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遭遇的困境。创新提出：重塑孝道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对于破解我国农村养老困境、抵御西方外来文化的渗透入侵、建设中华先进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抓榜样示范、抓青少年和妇女等关键群体、强化道德舆论的作用等破解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孝道教育对策。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阿Q正传》首个法译本研究

1926年敬隐渔在法国《欧罗巴》杂志上发表的《阿Q正传》法语节译本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但却屡遭中国评论家的诟病。张伯伦先生经过五年的调查,在2015年出版《敬隐渔传奇》,以大量新发掘的文献资料再现了这位天才作家和翻译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2016年,张伯伦出版《敬隐渔文集》,使深藏于历史的敬隐渔的译作、小说、评论和书信与当今读者见面。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近年来中国本土发展日益成熟的全面、动态的翻译批评理论。本文利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得之不易的敬译《阿Q正传》的法译本与原文进行细致的对比,从社会学、翻译学、历史学的角度探究敬译本的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以及译者行为发生的原因。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     

著作权准占有的法律意义及特征分析

著作权能否被占有,又如何被占有?这是一个在有些学者看来多少有些荒唐的问题。至少,将原本属于物权领域的占有制度与著作权相联系,乃是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在众多的物权法理论教科书中,     

用全球化视野审视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行业——访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裁余刚

从198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到2000年1月,我国专利申请达到第一个100万件,用了14年零9个月的时间,而实现第二个专利申请达100万件只用了4年多的时间。专利申请量如此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迅速成熟了一个新兴的行业——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业。——背景资料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理论、现实及和谐之道

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乡村民间法系统与国家法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是建设和谐农村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一种与国家法相对立的民间法,村规民约在实际运作中与国家法既存在着冲突,也有妥协,还有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应有效界定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国家立法层面吸纳村规民约合理因素,完善乡镇政府对于村规民约的备案制度,实现司法层面的平衡。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法理人情

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用相当的篇幅讲述涉法故事,从直接宣传、借助鬼神信仰、与礼教相提并论三个方面宣传当时律例。其法律思想的特征为紧密结合儒家伦理精神,重视人情人欲,与传统的道德教化取向一致。     

法的局限性及其司法矫正

根源于法本身的特性,制定法具有不可排除的种种局限性特征,然而以实现正义和公正为目的的法律,在被实施过程中必须弥补和矫正这种局限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司法途径来矫正法的局限性,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对法的发展和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显得尤为重要和有意义,但是法官解释法律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为了更好的发挥司法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功能,必须完善法官解释法律的体制和技术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解决法官素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