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

法律保留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为理论前提,是保障公民自由权的重要手段。伴随着国家从君主立宪到国民主权的转变,法律保留理论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出发点上由保障人民的自由扩及对行政的民主性控制,在保留事项上由侵害性行政行为扩大至权力性行政、重要事项等,在内容上由仅仅关心将行政的何种行为权限保留给法律延展至保留给什么样的法律。在这一变迁背后是立法—行政—人民三者关系结构的变化。中国自清末民初从日本引入法律保留理论之后,对实行法律保留具有一定共识,但在保留的法规范、保留范围和强度上存在分歧。在当代中国,既要考虑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也要考虑宪法的规定以及现阶段的国家任务等因素,应当坚持侵害行政法律保留的立场,并适时扩充侵害的内涵,以贯彻法治国家保障公民自由权的基本要求。     

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

在"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交警查手机"等实践争议引导下,学者们借助基本权利限制的"保护范围—限制—限制的合宪性论证"的审查框架,推进了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但将通话记录排除出通信权的保护范围,并不能有效解决实践难题,且因为过早窄化保护范围而会影响基本权利的保护效果。诉诸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的方案亦难以成立。应认识到《宪法》第40条存在因制宪者预见不足而产生的宪法漏洞。如果将"检查通信"理解为"示例性规定",则《宪法》第40条容有对通信权限制的其他可能性。在"通信内容"和"非内容的通信信息"分层构造下,可以建立起既能回应生活事实和实践争议,又能落实宪法严格保护目标的教义学体系和审查框架。基本权利个论的研究,有助于反思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宽界定"或"窄界定",以及法律保留体系的普适性等基本权利总论问题。     

论法律文本及其公布

法律文本是通过文字表达立法者意图的产物,是法治国家建立法治秩序的直接甚至惟一的依据。文本的基本要求是惟一性以及文字的清晰和严谨。在法律形成的过程中,对于法律文本中的错误,可以根据立法过程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修订、解释和修改。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法律文本及其公布的规定比较简单,需要针对文本形成和公布的不同的阶段加以明确和完善。其内容包括:第一,在国家主席签署前,法律文本应当由立法机关自行撤回勘误处理或修改后按表决文本重新表决处理;第二,在国家主席签署以后,法律文本仅仅涉及一般性的文字的勘误由立法机关通过勘误程序进行修改,涉及对法条意思修改的则需要通过法律修改程序进行修改;第三,媒体公布必须要等权威机关签署公布后才能发布;第四,法律的标准文本公布后,还没有实施的,应当根据法律修改的程序进行。     

成长在传媒时代的法律--读《暴风眼中的法庭》

在社会热点事件中,大v比法官更先出镜,键盘比法槌更先响起,甚至司法程序的终结并不一定是舆论的终结。很多人关注到了键盘和法槌之间的紧张关系,但鲜有人以内部视角研究。     

“活体盲盒”玩猎奇背后法律隐患重重

“盲盒”售卖玩偶的营销手段在市场中广受欢迎,刺激很多商家将盲盒作为商品销售的途径。在今年年初,“活体盲盒”的出现逐渐引人注意;以宠物为商品且只告知消费者售卖的宠物大类,区分盲盒等级和价钱,对每种盲盒里对应的具体宠物种类进行保密。在一些网购平台中,“活体盲盒”已经向消费者出售。     

法律上如何确定漏水责任

漏水原因直接关涉到责任主体的确定,不能确定漏水原因,直接导致责任主体不明,漏水问题的解决以及损失的追偿都无从谈起。那么在法律上如何确定漏水责任?漏水原因如何确定漏水一般因漏点的位置不同,分为漏点显现、一目了然的情况以及漏点不易查明的,隐蔽的漏水情况。     

论“伪P2P平台”背景下行为人集资诈骗数额的认定——以“事态的控制”与“整体性思维”为理论路径

"伪P2P平台"先行归集资金后借款的运作模式,使其更容易触发非法集资犯罪红线。从"正常经营"到"集资诈骗"的转换,可能存在诸多"介入因素"将平台的运营割裂成不同阶段。对于"数额犯"来说,"数额"的认定关系着行为人的入罪与出罪。在平台运营由"介入因素"分为不同阶段的情形下,"承继的共同正犯"理论不能解决后行为人对参与前的"一般行为"应否负责的问题。而以"事态的控制"作为集资诈骗"行为"的修正与补充、以"整体性思维"的推定集资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则能够解决"伪P2P平台"背景下集资诈骗的责任归属问题。对"伪P2P平台"集资诈骗行为人数额的认定应避免"无行为则无犯罪"的僵化适用,以"整体性思维"判定行为人的"入罪"数额,扣除案发前行为人已归还的数额作为"出罪口"。在多阶段的行为人非法集资犯罪中,则应以"非法占有"的事实为准厘清行为人之间的责任,避免对平台吸收资金的重复评价。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为法定犯。但由于行政法、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关于野生动物犯罪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特别是在动物保护等级、保护对象、升档标准等方面,导致司法实践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众多困难。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动物犯罪案件司法鉴定、主观明知、违法性认识、证明标准等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2020版权司法案例集锦 展现版权保护最新动态——写在《2020中国著作权典型判例司法评析专辑》刊行之际

2020年极不平凡,是版权工作最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强调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国法治建设。这一年,作为我国民事领域基本法的《民法典》于5月28日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正式通过,《著作杈法修正案》也于11月11日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值我国著作权法颁布30周年之际完成了历史上第三次重大修订。《民法典》的颁布和《著作杈法》的修订,正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具体体现。11月30曰,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全面系统阐述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念,为版权工作指明了方向,对依法推进知识产权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破产程序中股权代持的法律问题探析

股权代持因涉及多重法律关系交叉和多方利益冲突等问题,始终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代持股权的权属,股权代持合同双方之间以及与公司、其他股东、合同相对人之间的多方关系问题。《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虽承认了股权代持的效力,确认了投资收益的归属,但在立法上,关于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和股权的归属等问题仍未明确。当涉及股权代持的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时,股权代持与破产法律关系的交织又产生了更为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