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制”“治”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走近北京冬奥会:新基建和法律智囊团

2022年北京将迎来冬奥会。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以下简称首钢园)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冬奥组委)办公所在地,它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技术等前沿科技的加持下,实现了工业遗产和冬奥会赛场的有效转化和完美结合。与此同时,贯穿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举办和赛后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计划为全球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在这份中国答卷中,小而精的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运用“真功夫”为冬奥会保驾护航;在赛事转播、网络安全、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关防控政策带来的赛事变化等方面为冬奥会提供精准而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1月1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1月10日下午对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真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民法典》共同担保中内部追偿规则的解释论

我国《民法典》第392、699条分别对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和共同保证规则进行了体系化的规范设计。“物权编”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延续了原《物权法》第176条，并没有规定共同担保人内部的追偿权；“合同编”有关共同保证的规定，对原《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的共同保证人内部关系进行较大的突破。在解释方法上，应侧重于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作出有利于制度生存和商事交易需求的解释。基于债法理论和法律适用的需要，共同保证人之间享有内部追偿权；对于混合共同担保，基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中“物保与人保平等”的原则和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债权性质相同的特点，共同担保人之间也应享有追偿权，应类推适用共同保证的法律解释规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五重逻辑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源于经济基础又服务于经济基础。中国制度建设,攸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中国之治凸显制度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重要的制度创举,必将对我国文化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重大的积极影响。深入理解和把握根本制度,需要科学阐发其内蕴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主体逻辑和实践逻辑。其中,价值逻辑是前提,理论逻辑是基础,历史逻辑是根据,主体逻辑是支撑,实践逻辑是关键。透彻理解和把握"五重逻辑",才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完善这一根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夯实制度自信,并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复工复产正当时 草原巾帼在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依靠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走出最艰难的阶段,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在以常态化战斗确保防疫发展“两不误”的过程中,妇联组织、妇女姐妹齐心协力、持续奋战、善作善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尽显昂扬的巾帼斗志。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持之以恒,方能善始善终。面对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本刊继续推出“抗击疫情巾帼行动”专题,记录“半边天”坚持不懈拓展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局面的奋斗姿态,多措并举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的前进步伐,为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什么是无效法律行为转换?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作为无效民事行为的救济机制之一,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意思自治,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在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切实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利益,有利于彰显诚实信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