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高职学生党建工作的创新思路

本文通过对高职学生党建工作的创新时代背景、创新内涵、创新意义的分析,结合高职学生党建工作的特殊性,探讨新时期学生党建工作的规律,不断创新高职学生党建工作.     

明朝法律体制与道德标准的思量

本文通过对中国封建史上具有典型特色的明代法律体制与具有普遍性的封建道德标准之间的种种联系为研究对象,结合法学与伦理学、政治学知识,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法解释学等方法,在对明代的法律体制进行较为全面的评析的基础上,揭示出其与封建帝国时期的传统道德标准之间的种种联系,重点探讨了明代法律体制与社会道德中的因果逻辑,并从政治学与伦理学角度客观的评价这些关系。     

儒家文化的当代管理价值

面对当前我国一些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严重的信用缺失、市场失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企业伦理危机、公众信任危机和企业生存危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价值原则、基本规范和要义精髓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包括:用"以人为本"思想构建"仁爱"的企业管理模式,用"以义制利"思想塑造科学的企业经营理念,用"以和为贵"思想制定和谐的企业竞争战略,用"以诚守信"思想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论马克思对自由与时间矛盾的现实解决

西方哲学家从非物理学时间、心理学时间、生命时间或者片段时间等纬度中去寻找自由都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实自由.马克思在彻底颠覆侍统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了自由与时间的矛盾.他强调只有在劳动休闲化与休闲劳动化的融合下,在不断地创造积极社会意义中,才可能实现现实个体生命的自由意义.     

不可通约性视阈下的王国维译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现代阐释

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以哲学家的身份和眼光对辜译进行批评，其批评对象的选择则体现了他对术语问题的一贯关注，其批评的视角表现出了可贵的不可通约性思想的萌芽，其提出的反向格义是通向部分通约的一条可能途径。迄今为止，涉及该文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对此似乎都视而不见。本文将该文放到王国维思想体系的框架里进行考量，从不可通约性的视角对该文进行解读，并对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换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做一番探讨。     

孟子“人之义路”的思维结构与价值

一般言，孟子在讨论人的超越问题时的哲学思维是内在超越的。笔者以为，内在超越思维是孟子哲学思维的主要方面，却并非是孟子哲学的整体思维。孟子是“合内外之道”以言人的超越问题的，这也是先秦儒学的整体思维的特色之一。     

论盖子仁智勇统一的大丈夫理想人格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理想人格学说,将孔子倡导的仁智勇具体落实到他的"大丈夫"人格理论中,强化了理想人格现实的操作规范。孟子的"大丈夫"人格以人性善为理论基础,以仁智勇为精神内涵,呈现出强劲的阳刚之气,通过居仁由义,持志养气的培养途径得以实现。孟子的"大丈夫"理想人格显于当世影响延至当代。     

泛北部湾交通合作法构想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关系在次区域内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交通合作作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先行的基础合作产业,涉及中国与多个泛北部湾主权国家以及区域内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泛珠三角区域等经济合作区的法律协调关系。本文针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的交通合作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并据此提出加速交通合作发展的若干法律措施。     

轻罪时代刑事立法泛刑化与重刑化之理性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

当下我国犯罪治理已进入轻罪时代,然而,十二部刑法修正案表明,轻罪时代我国刑事立法一直存在泛刑化与重刑化的趋势。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例,泛刑化立法体现为扩大犯罪圈,重刑化立法体现为加重刑罚来惩治贿赂犯罪。从轻罪时代犯罪治理现代化要求以观,刑法应谨慎介入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相关法律已对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设置较为完善的保护及救济措施,对之入罪会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并违背现代公司治理的公司自治基本原则。加大刑罚力度难以实现贿赂犯罪预期治理效果,“行贿受贿一起查”不等于“行贿受贿同等罚”,重刑化反而会导致贿赂双方订立攻守同盟,增加查处难度。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与治理单位贿赂犯罪应从企业内部推动其依法合规经营,企业合规改革应该成为轻罪治理的首选方案。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不能延续传统泛刑化与重刑化的方式,刑事立法应谨慎进行犯罪化,刑罚配置应尽量轻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