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时代刑事立法泛刑化与重刑化之理性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

当下我国犯罪治理已进入轻罪时代,然而,十二部刑法修正案表明,轻罪时代我国刑事立法一直存在泛刑化与重刑化的趋势。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例,泛刑化立法体现为扩大犯罪圈,重刑化立法体现为加重刑罚来惩治贿赂犯罪。从轻罪时代犯罪治理现代化要求以观,刑法应谨慎介入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相关法律已对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设置较为完善的保护及救济措施,对之入罪会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并违背现代公司治理的公司自治基本原则。加大刑罚力度难以实现贿赂犯罪预期治理效果,“行贿受贿一起查”不等于“行贿受贿同等罚”,重刑化反而会导致贿赂双方订立攻守同盟,增加查处难度。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与治理单位贿赂犯罪应从企业内部推动其依法合规经营,企业合规改革应该成为轻罪治理的首选方案。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不能延续传统泛刑化与重刑化的方式,刑事立法应谨慎进行犯罪化,刑罚配置应尽量轻缓化。     

论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中亚位于亚欧两大洲的十字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发展经历了迅猛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和重新崛起三个阶段。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迅速崛起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并对中亚各国乃至地区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和中亚是唇齿相依的近邻,再加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能不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的讨论,从春秋时代至今已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义利问题不仅属于伦理学的范围,而且涉及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的科学义利观,对广大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加以正确引导.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意义重大.     

浅谈新时期义与利的辩证统一

文章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重义轻利"与"重利轻义"的弊端,认为"义"与"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论邓小平对传统“义利观”的扬弃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核心.肯定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倡导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导利、舍利取义、舍生取利等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精华".本文认为邓小平关于"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以义导利"、"义利统一"社会主义价值观思想,是中国传统义利观与时代精神的"整合".     

香港行政申诉制度研究及对我国大陆行政监督制度的“泛考验”

香港行政申诉制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有明晰的职能、独立的结构、柔性的权力、创新的方法。以此“泛考验”我国大陆行政监督制度,证明一个运行良好,获得成功的制度,必须解决职能的空间向度、价值向度、目标向度和生存向度问题;组织的关系向度问题;权力的效度、信度和心理度问题;方法的绩效和公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的目标。     

山西振义媒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振义媒业有限责任公司属镇办企业，设计生产能力为21万吨/年，经过二年技术改造，生产能力为30万吨/年，现有工人210名，企业固定资产5086万元     

论我国刑事被告人诉讼证明责任的承担

关于刑事被告人应否承担证明责任及应承担什么样的证明责任,我国学界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并由此导致了司法实践的诸多问题。司法实践证明,正确分配刑事程序中的举证责任,明确规定辩护方对少数具有能力证明的辩护理由承担举证责任,不仅有利于减轻侦、控机关的诉讼负担,而且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防止罪及无辜,从而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双赢”。     

发挥统战优势 成就晋商崛起

"诚信为本,纵横欧亚九千里;以义制利,称雄商场五百年"。中华漫漫的历史画卷中,晋商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晋商精神也成为山西人引以为傲的一笔宝贵财富。在晋商沉寂百年后,新一代山西商人在寻求复兴之路上尚未形成昔日辉煌的商业形态。促进新晋商崛起,重塑晋商辉煌,成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我们通过对晋商崛起和晋商精神的解析,从中获得经验和灵感,探寻统战工作与当代晋商崛起的结合点,就进一步发挥统战优势,重塑晋商辉煌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