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到合法性——临时组织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体系里面存在着"临时组织"这样一类特殊机构,它们的特点是数量庞大、机构职能广泛、组织变化灵活,以项目或事项为存在的期限。"临时机构"不断的产生和裁撤,将地方政府中的不同部门不断地进行重组和改革,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功能不断强化与改进的一个重要方向。以某地重点办为案例,通过人员访谈、文件梳理等方法,从动态角度对组织在发展阶段所采取的相应结构改变和机制运作进行了分析,具体对组织在创立、拓展、稳定、调整等阶段采取的相应的主导机制方面进行了考察,尝试分析临时机构变迁的内在机制规律,在该案例中发现这类组织结构变化模式是由最初效率机制为主导逐渐过渡为合法性机制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对该类机构的变化特点以及规律的把握,更加全面地把握中国政府机构变化与改革的机制和动力。     

东盟与东亚新地区主义

东亚新地区主义近年来备受关注,参加东亚合作的各方在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内涵、特征等问题上形成了各自不尽相同的观点和看法,因而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东盟是东亚新地区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入了解东盟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理解,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非对称性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地区合作——基于对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分析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南亚区域主义的特点是进展缓慢、效率低下、合作机制经常性停摆,同时地区大国印度也未能在区域化过程中淡化与邻国间的敌意、构建区域信任。针对南亚区域主义相对失效的问题,本文尝试以非对称性报偿结构为分析视角,展现南亚区域主义中的三类行为体——地区大国印度、地区强国巴基斯坦和地区小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策略变化及其对区域合作的影响,以此解释停滞甚至是逆向的区域化进程是如何形成的。报偿结构决定了区域主义参与国初始策略的稳定性,而在区域化过程中,参与国报偿结构的不对称性影响了它们能否以及如何改变原有的策略选择。对于南亚的区域合作,印度、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分别怀有僵局、胆小鬼和相对弱势的僵局博弈参与者的偏好,它们的报偿结构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点。在南亚区域化进程中,印度与南亚小国、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别形成了“恶棍博弈”和不对称状态下的“僵局博弈”。两个混合博弈组显示,区域主义不仅不必然改善各国在区域合作中的收益,策略的交叉也可能逐渐演化为所有参与国更加倾向不合作的僵局形式。因此,面对“重复的失败”和“争端的溢出”两个区域主义困局,只有各国重构报偿结构、突破安全主导型的合作逻辑,区域主义才...     

文化与国际社会的扩展——英国学派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在英国学派经典作家看来,历史上的国际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共同文化的基础,当今的国际社会源自15世纪欧洲基督教国际社会在世界范围的扩展。随着国际社会的扩展,其形成的文化基础也经历由共同文化向主导文化的变迁,这种认知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与自负。但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文化基础不只是国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的文化,它的形成更多的是不同文化模式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在解决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互动中所形成的共识,更接近于一种"稀薄"的文化形态。     

泛伊斯兰主义：概念、实践及思想主张

泛伊斯兰主义也被称为“原型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它是行为主体针对穆斯林群体进行宣传动员,试图通过促成“伊斯兰联合”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主张和实践,其标志性特征是：使用伊斯兰符号、谋求政治目标和实施跨国行动。泛伊斯兰主义的行为主体可能是非穆斯林,其实践和理论主张也是多元的,纳米克·凯末尔、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对为什么“联合”的见解各异。纳米克·凯末尔的着眼点是挽救奥斯曼帝国危机。阿富汗尼的核心关切是伊斯兰复兴和反对帝国主义。伊斯兰主义中的泛伊斯兰主义支系可称为“全球伊斯兰主义”,它对“伊斯兰秩序”有特殊解读,主张建立与“乌玛”空间重叠的、覆盖全球的哈里发国家,其中的激进极端主义派别还主张“全球圣战”。泛伊斯兰主义不是伊斯兰主义的标配,而只是部分伊斯兰主义者的偏好和选择。泛伊斯兰主义的力量来自伊斯兰教固有的感召力以及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感情,但它所倡导的“伊斯兰联合”和“穆斯林团结”主要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手段,其“政治性”和“工具性”使它有别于伊斯兰教规定的教胞互助互爱原则。     

论著作权审判中的解释方式

对著作权新型案件的审理,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解释方式常常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在作品、权利类型、权利限制这三个著作权法的主要部分之中,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各有侧重。法官对解释方法的总体偏好也能反映出立法是否与现实相适应。规范主义解释方式注重严格的教义分析,而功能主义解释方式则更多地进行后果上的考察,强调利益衡量。为调和两者在著作权审判中的分歧,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各自方法上的改进;第二,结合作品、权利类型、权利限制等部分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在不同的部分选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总体上看,功能主义解释方式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何为功能主义解释方式构建更为精细的理论框架,尽量避免任意性,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基本特征:政府主导与过程中展开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呈现出不同于已有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特征,东亚地区合作仍然局限在政府间的双边对话、谈判与合作,东亚各国政府是机制建设和合作议题的倡导者、决策者和核心推动者。而在实际操作中,东亚地区合作通常由领导人会议高层驱动,制定统一的合作框架,进而各国部长及高官会议推动合作框架的具体实施。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进程,没有明确的议程和目标。东亚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主要还将是继续致力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     

多元正义理论的构建及其困境

20世纪末,西方正义理论出现以约翰.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为首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与以A.麦金泰尔、迈克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正义学说之间的争鸣。在这场正义大讨论中,以迈克尔.沃尔泽和戴维.米勒为主要代表的多元主义正义理论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多元化的因素,提出多元正义理论的构想,为正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多元正义集中对社会物品的多样性和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对具体的社会正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特色见解,但也遭遇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诘难。     

论罗蒂的反讽自由主义及其当代意义

通过对罗蒂塑造的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形象的分析,从其对偶然性极为推崇中,可以领略再描述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中,看出宽容与团结的力量,由此真正把握自由主义反讽主义与自由主义形而上学的区别。在分析罗蒂反讽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局限性的同时,应看到,无论是对偶然性的重视,还是公、私领域的区分和妥协方式,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依然是一种有益的参考。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国家观的视角

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且相互对峙的政治哲学当属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弱国家"与"强国家"的国家观,具体展现为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价值优先序列的选择。无论从规范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的视角来审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均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者的争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决不能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简单化选择,而是应寻求"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某种程度的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