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好大妈——尼沙汗·色帕尔

正在二师三十一团十一连,提起维吾尔大妈尼沙汗·色帕尔,各族职工群众都称赞她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好大妈。尼沙汗·色帕尔大妈原是一名"五七"家属工,丈夫买买提·吾买尔是退休工人,她家是20个人口的大家庭。他和丈夫在十一连经营一个小     

省少保中心多渠道安置长期滞留未成年人

2003年以来，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共接收了流浪儿童1301名，其中1068名回到了亲人或监护人身边，尚有171名流浪儿童滞留在中心。我们以流浪儿童回归家庭和社会为根本宗旨，结合实际，积极创新，开展流浪儿童“类学校”教育和就业培训安置，开展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合作，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从流浪现象看社会文明

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贫困问题严重导致了大量流浪现象。由于社会贫困和社会经济转型等原因,中国的流浪乞讨问题也很严重。虽然世界各国的住房救助政策主要针对社会最贫困群体,但流浪者居无定所,以流浪为主,因此难以被住房救助政策有效覆盖。尽管中国目前城市工作贫困阶层住房状况比较差,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流浪现象,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上一代愿意为子女购房提供帮助。此外,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农民工可以返回农村暂时逃避危机而不至于流落街头。为了保障流浪者的尊严和提高社会文明的水平,中国需要在街头救助以及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     

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截至2005年12月，云南省已经在全省初步建立了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灾民救助制度为基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农村特困户救助、农村五保户供养、农村其他特殊人员救助、城乡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优惠政策相配套、以社会互助为补充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为社会公民撑起了最后一道“安全网”。     

新形势下流浪乞讨人员的现状分析和对策思考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流浪乞讨人员从数量到质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流浪乞讨的原因可以将其分为正常、摇摆、反常等三种类型。流浪乞讨人员引发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影响城市形象,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给城市管理带来难度。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对策是既要相信政策,澄清错误意识;又要正视问题,制定《办法》配套措施以确保政策的执行。     

做“最简单”的公益——高文麟打造大陆首家“待用快餐”餐厅

"如果有孤寡老人、流浪儿童、无家可归者、找工作未果的青年等人群,希望领取一份‘待用快餐’,请前往高新路糜家桥小区服务中心西侧的御上文化厨房。同时,如果有爱心人士打算为有需要的人买一份待用快餐,也可以前往这一地点认购。"——这块招牌的树立者叫高文麒,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现在居住在陕西西安,因为在大陆第一个实践"待用快餐",他和他的餐厅被推到了舆论前     

物流浪潮中的法律思考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物流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新兴服务部门，正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物流产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其发展程度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应对变化做好救助管理工作

自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381号）实施以来，惠州市救助管理站按照“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食宿、医疗、通讯、返家及接送等方面的救助服务。近年来，面对时有发生的恶意窜站、持利器进站、团伙进站打架斗殴骗取补偿等现象及救助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全站积极采取措施应对。2008年共救助求助人员2208人，没有出现一起不良事件，充分发挥了救助管理的社会功能，树立了民政部门的良好形象。     

关于优化我国流浪乞讨救助文化建设的思考

流浪乞讨现象在当代中国的大量涌现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矛盾的外化和表现形式。当前亟待解决的任务之一就是优化我国流浪乞讨救助文化建设,具体内容包括:厘清并确立我国救助管理的价值准则;注重并引导救助对象的主体建设;培育并推广社会的慈善救助行为。     

流浪儿童救助模式本土化探析

我国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实施的是以机构救助为主流模式，但这种救助模式存在救助能力不足、救助方式被动化、程式化，难以满足流浪儿童的根本需要等局限性。国际社会已有的矫正模式、康复模式、预防模式、人本救助模式等四种模式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即对流浪儿童救助经历了从强制性向预防性、回归性转变的过程。在理解我国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探索本土化的“预防—救助—回归”三位一体流浪儿童救助模式。